编者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本期策划，学者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坚守、应变与创新，文化外译的优先规划，政治话语对外译介的新理念等不同角度进行学术诠释，提出实践策略，以期为新时代国际文化传播工作贡献力量。
纵观各国的文明与文化发展史，翻译为延续民族文化血脉、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西、古今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化之一，涉及中西，便是由西学东渐转向中华文化走出去，呈东学西传之趋势。变化之二，涉及古今，便是从与“旧世界”的根本决裂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新认识与发扬。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给翻译界提出了诸多新的重大问题，其中最具挑战性的两个是：中国要向世界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中华文化”？如何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走进去？
文化外译是国家软实力提高的重要途径。目前文化外译面临数量多、接受差、投资多、收效少等窘境，亟须利用先进技术，创新战略规划。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带来了翻译过程（如计算机辅助翻译、在线翻译、云翻译、翻译项目管理）和翻译形式（如众包、众筹）等方面的新突破，促成了文化外译理念和方法创新机遇。“外译+互联网”模式以文化外译为核心，视互联网为辅助工具和文化传播媒介，基于大数据进行预测和决策，全面考察外译要素之间的动态博弈，优化整合各类翻译资源，通盘思考文化外译主体、受众、时空、方法、客体优先规划序列问题，为中国文化外译探索整体战略出路。
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文学外译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有关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问题因而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格外关注。同时，围绕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必要性、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以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等问题，无论译学界内部，还是文学界、文化界，都存在不同甚至相悖的观点。译学界和媒体有一种不可谓不响亮的声音，对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提出质疑，并以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获得成功为据，主张更新翻译观念，在中国文学外译中采取“连译带改”的策略。在某种“被接受焦虑”的裹挟下，有学者甚至强调要以海外读者的接受心态为导向来选择翻译策略。文学批评界却有观点针锋相对，认为葛浩文式的翻译改写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相当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另有翻译学者则提出，不应将葛浩文的翻译方法绝对化或模式化，也不能过分强调读者接受对文学译介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导致中国文学外译中的唯接受论，而要立足文化接受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根本诉求等方面对翻译方法问题加以理性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外宣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构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等等。这些指示蕴含着外宣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要求，为中国政治话语对外译介指明了方向。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话语权西强中弱，国内译本在海外接受度不高，引用率低。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普及、翻译技术的日新月异、翻译文本的多模态化、人机互动翻译软件的应用对翻译活动产生巨大影响。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翻译，翻译理念随着时代而演变，面对国内的新时代、国际的新变局、翻译的新变化，翻译的概念、内容、策略、模式、媒介、主体、译者角色等都随之发生变化。本文题目中用“译介”而不是“翻译”就是考虑到了这些变化，前者包含“译”“推”“介”“传”“释”等多层内涵。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这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定位。2018年6月22—23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这个概念，把这个大变局与我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指出我们发展遇到的好机遇和大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时，习近平总书记重述机遇与挑战这个变局。总体而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为着眼点，把国家建设同世界格局联系起来，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联系起来，与大国责任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号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是对新闻舆论战线提出的希望，也是我们翻译界的共同责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被视作它的一项确定性特征。“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它必将产生大影响，给包括文化外译在内的各项工作带来大挑战和大机遇。但是，“挑战”与“机遇”、“危”与“机”、“变”与“不变”是长期共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文化外译需要平衡好这种关系，既注重“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来 “随机应变”，也不忘知常守正、把握根本遵循来“译”不变应万变。本文拟侧重论述后者，以期志存高远、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外译行稳致远、远播经典。
翻译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合法性维护、管理规范、政策实施和形象塑造四种治理功能。政府翻译活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翻译传统。我们认为，此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翻译现象即国家翻译实践，在本质上是制度化翻译，依托组织制度的规范化、有序化的固化模式，关涉民族的、政权的、国家的、语言共同体的利益。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制度化翻译深度参与国家治理重大事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政府和出版机构十分重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及其对外传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然而，这些译作在传播的深度、广度、效度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尚未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度跨越。究其原因，这一现象固然是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强势文化体系对中国文学的漠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传播形式单调、主体单一。
《天下》的“译文”栏目独具特色，或是最早较大规模译介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的中国学术期刊专栏，为中国文化译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很多方面具有开创性与示范性，意义深远。“译文”栏目累计刊登译文57篇，共有35名译者参与，其中有陈世骧、林语堂、梁宗岱、孙大雨、姚莘农、邵洵美、吴经熊、温源宁、王际真、叶公超等中国译者26名以及项美丽（Emily Hahn）、艾克敦（Harold Acton）、赖发洛（Leonard A. Lyall）、恒慕义（Arthur W. Hummel）、高罗佩（R.H. van Gulik）等西方汉学家或作家译者9名。“译文”栏目的57篇译文涵盖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尤其是昆曲）、艺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进行了“样本”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