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21年，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时偕行，广大历史学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凸显时代主题，在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绩。关于这些成绩的举要概述，已经见之于2022年1月10日本报刊发的《2021年历史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为便于学界进一步了解相关研究状况，我们在保持原报告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分别推出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四个分报告，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期报告关注的主题是2021年中国史学科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为一级学科，中国史领域的广大研究人员积极回应时代关切，以扎实学风不断开拓新领域，在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领域继续深耕，涌现出不少亮点。
先秦史
本年度的先秦史研究成果丰硕，新论迭出，思想性和问题意识有所凸显。在继续强调以新史料、新发现解读和阐释重大历史事件、礼制与宗族制度等传统问题的同时，研究者对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等一度相对寂寥的领域投入了更多热情，发表了不少成果，给人以深刻印象。对夏商周三代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研究的关注，似乎预示着中国古史学界理论思维意识的凸显，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问题的兴趣正在不断增长。鉴于史前史研究的情况已在《2021年考古学研究发展报告》（本报2022年1月24日第5版）中加以介绍，本节仅就本年度夏商周三代研究中最具特色的若干问题略加概述。
第一，夏商周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研究。罗诗谦认为，夏商两代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类型的奴隶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结果。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代缺乏稳定的奴隶来源，奴隶只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功能性甚至只是补充性存在。谢乃和认为，夏商周社会形态为封建社会符合三代历史实际，证实了马克思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合理性。任会斌认为，需要以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国际化视野审视殷商文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宁镇疆认为，周代低贱阶层是考察周代社会性质的重要参照。周代社会离经典作家所说的奴隶制有不小距离，故周代“奴隶社会”说晚近已趋消歇。王祁认为，邢侯簋中的“州人、重人、庸人”更应该指三类奴仆，即渔夫、童人、农夫，且这三类奴仆的地位依次降低。
第二，礼制与宗法制度研究。礼乐既是三代政治的重要基础，也是三代文化的主体内容。刘源分析了殷墟花东甲骨材料中的相关卜辞，解释了其中反映的禳祓之祭。张利军认为，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等方式实现了对宗周等地区的治理。张秀华认为，命将与誓师不同，不能将金文中的命将礼与文献中的誓师相联系。杨博认为，偶数用鼎反映了春秋以后广义之“周人”族群内部诸侯国族在青铜器用文化层面的交融互摄。杨广帅认为，周代诸侯和部分高等级卿大夫墓可随葬成套的大武舞道具，士和低等级大夫的墓葬随葬品则只有作为干舞道具的戈和盾。杜勇、李玲玲认为，殷王室无法形成具有区别大小宗的宗法制度，周初承继了殷商末季的政治遗产，确立更为严格的嫡长子继统法，成为后来百世不易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
第三，思想文化研究。赵世超认为，直到殷周时期“巫主民”才被“帝主民”或“天主民”代替。张卉、蔡方鹿认为，先秦儒家的“鬼神”观重视人的情感和伦常，并通过一系列繁杂有序的祭祀仪式表达政治意图。杨念群认为，只有把“大一统”“中国”“天下”三个概念配合起来加以辨析，才能全面把握中国历史的整体走向和特点。葛志毅认为，三统说、五德说等改制思潮在战国时期应运而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晁福林认为，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对于深刻认识我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孔德立认为，荀子以构建“礼乐”制度来“辟墨”，是继孟子辟墨之后又一次对墨学的沉重打击。白奚认为，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奠定了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理论基础。曲柄睿认为，解说天人关系的天命观、天道观和道论观三者互相影响、互相羼杂，共同存在于先秦的社会意识中。
除以上所述之外，2021年的先秦史研究还在重要史实考证、学术史总结、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不少成绩，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述及。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前些年的盛况而言，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本年度产生的成果相对较少。我们相信，随着学界对宏大问题兴趣的提升，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等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会以新的形态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基因的研究成为关注重点。
第一，文明连续性和文化基因、文化认同研究。刘志平认为，自战国至秦代“秦人和非秦人”的族群区分得到凸显，原来以姬周华夏为核心展开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被以“秦人”为核心展开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取代。彭丰文认为，北魏统治者通过文化整合为建构国家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奠定了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何玉红认为，摆脱朝代兴衰隆替、政治体制胡汉之别等认识框架，深入到政治运行的内在精神和理念层面，是观察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新视角。袁剑认为，中国疆域版图与各民族生活空间之间的系统关联值得重点关注。
第二，敦煌学、丝绸之路和文化交流研究。荣新江、刘进宝、郝春文、项楚、赵声良从多学科、多维度展现了敦煌学视域中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张涌泉认为，藏经洞文献的入藏与莫高窟所在三界寺僧人道真修复佛经的活动密切相关。杨富学认为，敦煌文化既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王小甫、王铿、荣新江等人的文章展现了全球史视域中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成果。石云涛认为，大量域外植物入华不仅对中古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薛海波认为，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欧亚海上丝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朝经济深受其影响。
第三，社会变迁与思想、制度演进及国家治理研究。杨际平认为，北朝隋唐《地令》或《田令》并不决定北朝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杨华认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礼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对礼制性质和时代判断不够清晰等问题。阎步克论证了古代官阶制度、服饰等级与官僚等级的关系。张鹤泉认为，北魏建国后实行虚封五等爵制，这种虚封爵为后世所继承。沈刚以秦简为主要依据复原了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面貌。李禹阶认为，诸侯国相在西汉“郡国并行”制中具有特殊作用。晋文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秦汉土地制度中有争议的问题。袁宝龙认为，秦汉时期不同阶段的政治文化与学术思潮相互交融。鲁西奇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控制和乡村自治两种制度与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多重关系。胡宝华认为，唐代谏官制度日趋完善，谏官在君主专制下履行监察百官的职能。
第四，经典文献、出土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李凭、姜霄提出，五省官书局合刻本是二十四史版本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荣新江、史睿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收录了中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22家公私收藏单位所藏373件吐鲁番文献。景蜀慧主持修订的《陈书》，以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辑印《陈书》为底本，形成了一个校勘精良的修订本。陈松长对马王堆帛书进行详细研究并梳理了《马王堆帛书研究论著目录》。王连龙整理了南北朝上千方墓志。
第五，生态史、民众生活史研究。王子今讨论了秦汉时期海洋文化的风貌和特色，并从思想观念史角度阐述秦汉人的生态环境观及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伊沛霞等编写的《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补充了正史和方志少有记载的人物思想及日常情形。孙晓辨析了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审美文化的流变及其原因。宁欣研究了唐宋时期城市社会进程中社会中下阶层的变化及其特点。
宋元明清史
宋元明清史研究在基层治理、疾病史和灾害史、中外交流与文明互鉴研究等方面展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第一，基层治理研究。国家治理是古代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大话题，宋元明清史学界对于基层治理的关注度尤高。谷更有、徐畅、刁培俊、黄志繁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出土简牍与乡吏性质再思、中国古代乡村的“被治理”和明清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文化认同等方面，探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方向。陆韧、林晓雁进一步明晰了元代基层治理的制度创设。黄纯艳、陈菡旖认为，南宋财政中央集权进一步深化，地方财力不断弱化。柏桦、李静认为，明清时期府县官对下的政务运作中既存在制度的因素，也有个人的智慧。常建华认为，乾隆前期湖南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王洪兵认为，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周曲洋认为，李椿年与王鈇为达到“定户”与“均税”目的，分别采取不同思路推行经界。申斌认为，嘉靖时期各地赋役经制册籍的普遍编纂不仅是各地赋役改革的需要，也是新的财政管理技术知识的扩展及其对主政者产生影响的体现。邱捷则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展现出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的实际场景。丁春燕、龙登高通过对清代田宅交易中的官中的讨论认为，官中是政府连接基层社会的桥梁与纽带。
第二，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史学界不仅关注了历史时期的灾疫，而且拓展到对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理路的讨论。于赓哲、杨会宾、刘鹏、王雨濛讨论了疫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内容涉及疫病对于观念的影响、明清医家的儒学化和地域化以及简易纱棉口罩的历史渊源等。余新忠、冯尔康、李玉尚、丁见民讨论了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社会史学科建设的启示、历史上的灾异文化，以及早期英美对于医疗信息的共享。周琼、方修琦、夏明方、余新忠、马俊亚讨论了灾害史和灾害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及疾病和灾害的影响。胡岳峰从货币史视角讨论了清代灾疫救助，认为灾疫的发生扰乱了灾疫地正常货币流通秩序，银钱兑价所呈“银贱钱贵”程度往往与灾疫烈度、范围成正相关。鞠明库、邵倩倩认为，明清家训以其特殊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和传播手段，客观上承担了部分灾害教育的功能。
第三，中外交流与文明互鉴研究。2021年不少学者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或全球史角度看待中外交流，从而加强了中西文明互鉴研究。葛兆光认为，1368—1420年，蒙古帝国在东部亚洲逐渐瓦解，这是东部亚洲国际秩序重新调整的时期。李静蓉认为，13—14世纪，由于蒙古的征服，不少亚美尼亚人经由陆路与海路来到东南沿海著名的港口城市泉州，并有可能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聚居区。陈佳臻则通过对元代《市舶则法》的研究，认为其目的在于确保海外贸易能为国家和民众谋取利益，而不在谋求海上霸权，可被视为元朝对外政策由军事向商业转变的标志。杨斌重新考察了1974年泉州后渚港发现的宋代海船，认为其应当自印度洋返航。柳平生、葛金芳认为，宋代海上丝路贸易勃兴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是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与海上丝路联系紧密的工商业文明在江南及东南地区茁壮成长，改变了10—13世纪中国不同文明的竞争格局。万明从全球视野看待明朝覆灭，认为明朝末年市场的衰败与17世纪全球危机白银供应链断裂有所关联，成为促发王朝鼎革诸多综合因素的枢纽。倪玉平、崔思朋认为清代形成了万里茶道，极大地推动了清代中国与俄国等周边国家及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向勇认为，明清朝廷在朝贡体制下开展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实物往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外交功效。刘群艺考察了东亚各国啤酒译名，认为这一研究可以丰富全球史研究的区域与纵向视角。
中国近代史
2021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聚焦百年党史、抗日战争史、辛亥革命、太平天国史等重大实证或理论问题。
（一）百年党史
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的大变局。曲青山认为，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和延长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任务。石仲泉认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就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救国革命艰苦卓绝斗争的28年。中国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张海鹏认为，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百年来的中国道路虽然艰辛、曲折，也充满了胜利、喜悦，我们还要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
第二，树立大历史观。夏春涛认为，以大历史观视角回顾100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的光辉历史，可以看出，这是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陈金龙认为，建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话语要有大历史观。高长武提出，深入认识和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郭国祥、郭一认为，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也必须秉持大历史观的视野，从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观古今的视野中考察。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建党之初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取得明显成就，积累了初步经验。唐正芒、张春丽认为，这十来年的理论成就和实践经验为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传播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取得巨大成就。俞樟华、俞扬、陈含英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主要特点。
第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夏春涛、陈甜认为，一百年来，党始终带领人民披荆斩棘不懈奋斗，引领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苦难走向辉煌，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金民卿认为，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件越来越充实，基础越来越巩固。张宏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成功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五，建党问题研究。回到历史起点追溯建党初心，有助于更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熊月之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立，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与近代上海城市强大的集聚功能等多重因素有关。瞿骏认为，在上海石库门与南湖画艇间有千万条连线，这条条连线即是上海—江南的互动。苏智良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
第六，党史学科属性研究。21世纪以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逐渐成为学界共识。杨凤城认为，设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一级学科既是学科发展需要，也符合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李金铮认为，只有将党史归属历史学，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扩大为“大党史”，才能突破传统党史学者的局限。李良玉认为，以专业特性而言，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
（二）抗日战争史
2021年的抗日战争研究围绕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大后方研究等问题，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拓展。
第一，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如何继续推动、深化和创新抗战史研究？李金铮认为，国共两党的敌后抗战研究要凸显中共根据地，但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黄道炫呼吁加强对个体的研究，眼光聚焦于民众之中。袁成毅认为，当前抗战军事史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其他领域，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吴敏超认为，进一步推动区域抗战史研究，应该是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取向。
第二，“九一八”事变研究。2021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臧运祜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已经构想出由日本人统治并最终占领满蒙的方案，事变后关东军与陆军中央共同确定了占领满蒙后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方针。陈海懿、郭昭昭认为，通过李顿调查团研究“九一八”事变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有助于深入批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的一大创举，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发展壮大的重要窗口。马思宇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理解、决策、执行、反馈，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集中体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之中。金以林认为，新中国的国体、政体、阶级状况、国民经济构成等立国之本，都可以从抗日根据地找到雏形。黄正林认为，随着抗战困难时期的到来，陕甘宁边区部分地方出现“过度动员”，中国共产党为此启动新的动员模式，提升了动员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沦陷区抗战研究。王萌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成立华北宣抚班，将日本势力渗透于华北基层社会，八路军的群众工作成为阻遏日伪势力深入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的关键因素。王富聪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华北沦陷城市青年学生开展秘密抗战活动，动员了许多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战或在沦陷城市秘密从事抗日活动。
第五，抗战大后方研究。高士华认为，抗战大后方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重庆，希望各地开花、全面结果。潘洵认为，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仍存在档案文献发掘整理不充分等问题。曹必宏认为，应充分发掘运用海峡两岸保藏的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料。朱英提出，要想获得抗战史、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扩展研究队伍不失为一种效果明显的途径。陈谦平认为，对“抗战大后方”概念作出科学、准确界定是首要工作。徐勇强调，大后方研究需要在深化的开放性研究中实现境内外、学科内外、团队内外持久性创新性的循环格局，不断获取新的学术成果。江沛认为，抗战大后方的财政体系、工业进步研究仍较为薄弱，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张生认为，历史学和物理学的结合虽突兀，其可能实为不争之事实。
（三）辛亥革命
202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马敏认为，要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作贯通性、通盘式考察，揭示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王笛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带有偶然性质，但清王朝的灭亡却是其政治体制早已决定了的。李帆认为，民国前期的历史教科书对于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之史实的叙述，主要围绕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而展开，强调民国建立、清朝结束的历史，是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过程，可谓“共和”叙事。赵立彬认为，新藏档案资料和已公布藏档案资料的重新整理对于推进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汪朝光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他的实业建设构想更值得关注。廖大伟认为，孙中山把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中的人本精神结合起来，再根据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需要形成他的民本思想。
（四）太平天国史
2021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学界聚焦太平天国相关理论研究及相关史实考辨。夏春涛认为，学界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国，摆脱神化或“妖魔化”的简单化模式。崔之清认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反清起义，清朝也推行了洋务新政，但无力拯救危局。姜涛认为，太平天国不仅有“破”同样有“立”。华强、包树芳从多个方面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真面目。吴善中认为，上帝教是太平天国时期农民表达自己政治诉求、政治理想的宗教。顾建娣认为，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研究太平天国问题，就不会为错误思潮所迷惑。刘晨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敌我综合实力悬殊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结合“四史”学习，学界关注了中国式现代化、抗美援朝战争、三线建设等问题。2021年10月14—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于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钱乘旦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路，一条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黄群慧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李文认为，从中共十四大到十九大，在不断丰富“小康”内容的基础上都适时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确保了国家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2021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相继出版，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更好学习理解历史、树立正确历史观，更加自觉地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朱佳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为五个时期，认为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将来的分期、断限肯定会和现在有所不同。宋月红强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蕴涵着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杨冬权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人民解放军的立威之战。石仲泉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使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围绕如何加强三线建设研究，段伟从历史地理学维度对三线建设进行讨论，从全球历史地缘结构看三线建设的合理性、从国内历史地理格局看三线建设的必要性、从微观历史地理角度看三线企业的选址、从近四十年来的市镇发展反观三线企业建设、从历史人才空间流动看三线地区的发展五个方面进行宏观分析。张勇认为，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应以“人”为研究核心，采用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从时间、空间、社会与主客位等多维视角进行三线建设的综合研究。周晓虹指出，口述史能够将个体与社会、国家及时代相关联，在三线研究中将口述史作为方法，可以从多个层面锻造研究者的社会学想象力。陈超从政治学视角对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从挖掘理论价值和引入多样研究方法与工具两方面提升三线建设研究。徐有威提出开拓三线建设研究史料学，并系统梳理了档案、厂志、报刊、地方志、行业志等官方文献，口述史料、日记、工作笔记、回忆录等民间文献以及影像史料、网络信息等多种资料。谭刚毅从人居环境学科的视角出发，对三线建设的建成环境及其遗产化、建成遗产的保护与再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将谱系学、形态学、类型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研究中。秦颖指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在征地过程中，工程建设部门坚持以民为本、让利于民的原则，通过与当地各级政府的密切沟通与协作，不仅落实了政策，也保证了土地补偿、移民搬迁与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
总的看来，2021年的中国史学科研究成果丰硕、亮点纷呈，为今后相关领域的深入耕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应看到，如何进一步凸显实证研究的思想性，加强原创性成果的推出力度，切实促进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仍是下一步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执笔：晁天义、张云华、徐鑫、武雪彬、郭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