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在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创作上均取得很大成就。他的作品自从被译介到中国以来，中国人对泰戈尔始终怀有一种印象：酝酿“爱和美”的诗句、崇尚理想主义的恬静诗人。这种印象与泰戈尔本身的复杂性有所出入。季羡林认为，泰戈尔一方面是光风霁月，另一方面却是怒目金刚；由于对其作品译介的不完整，中国人对泰戈尔怒目金刚的一面缺乏了解。然而，即使在21世纪两套汉译泰戈尔全集出版后，泰戈尔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说明，翻译是影响中国人对泰戈尔的认知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从更开阔的视野出发，将不同国家文化间的交流、对话纳入考察范围，可对中国人心中的泰戈尔形象的形成过程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毋庸讳言，翻译是影响一个作家在异国的形象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翻译学和形象学相结合的跨界研究方兴未艾，其学理依据是二者都认同形象的建构性质。翻译对建构作家及作品形象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勒弗维尔所说，翻译不仅能在目标语文化中投射原作者和作品形象，而且能创造关于作者、作品、特定时期某一文类甚至整个文学的形象。

　　中国首次译介泰戈尔，选材来自英语世界的泰戈尔作品。因此，泰戈尔在中国的形象与西方的泰戈尔形象有较为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泰戈尔在其创作的孟加拉语诗歌《献歌集》中，选取部分作品自译成英文并结集成册，取名《吉檀迦利》。凭借这部诗集，泰戈尔于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泰戈尔的其他诗集及部分小说和戏剧也被译成英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译介到西方的泰戈尔作品以诗歌为主，语言风格清新雅致，内容上呈现人间的“爱和美”，以及神秘主义宗教情感。

　　西方在翻译泰戈尔作品时，对形式和内容的选择主要是出于西方的社会形势和诗学转型需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处于动荡的历史转折期：殖民掠夺使国家之间矛盾重重，战争一触即发；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人”的价值却遭到否定，西方社会蕴含着强烈的精神危机，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东方文化中寻求思想启示。泰戈尔诗歌对理想世界的描绘，给因战争威胁而焦虑不安的人们带来心灵慰藉。此外，20世纪初也是西方诗学的转型期，传统诗学受到质疑，现代主义诗学正在孕育，具体表现为突破“韵律”等形式要素、追求自由的表达方式。泰戈尔的英文诗歌以散文体表达真挚情感，给沉闷的西方诗学界带来清新质朴的诗歌风格，并引发“泰戈尔热”。在这种情况下，泰戈尔被西方建构为创作“爱和美”诗歌的东方诗人。

　　经过“五四”知识分子的译介，泰戈尔作为创作“爱和美”诗歌的诗人形象传入中国。这一方面与西方建构的泰戈尔形象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中国的文化思潮和文学创作需求紧密相连。翻译在中国泰戈尔形象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众多泰戈尔诗歌的汉译本中，郑振铎翻译的《新月集》流传广、接受度高，至今仍是中国翻译文学的经典之作，对泰戈尔在中国的形象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新月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郑振铎翻译泰戈尔这部诗集时，采取了忠实的翻译策略，即在便于读者接受的基础上，努力使译文在表达形式等方面向原文靠近：文体层面，保留原文散文体的诗歌呈现方式；句子层面，保留原文的语序和句型结构，译本语言具有欧化特征。“忠实”是郑振铎的翻译标准，他虽然对自己的译文不太满意，但自信“还很忠实，且不至于看不懂”。也正是这种“忠实”的翻译策略，较好地呈现出泰戈尔作为创作“爱和美”诗歌的诗人形象。

　　泰戈尔的作品引起了“五四”诗人的极大兴趣，中国也出现了“泰戈尔热”。五四时期，泰戈尔作品中表现出的“爱”“和谐”“人类一家”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社会的思想潮流相契合，因而得到较为广泛的接受。诗学方面，泰戈尔诗歌被译介到中国时，中国正在开展白话新诗运动。胡适等早期新诗开拓者摆脱了旧体诗的形式藩篱，却在艺术表现方面平直浅露，诗歌的艺术性显得不够，缺乏“诗味”。而翻译的泰戈尔诗歌则为中国新诗创作提供了启示，散文体的诗歌形式及“爱和美”的情感质素，均可为中国新诗创作提供借鉴。因此，泰戈尔作为创作“爱和美”诗歌的诗人形象，也是当时中国人出于自身需求主动建构的结果。

　　除受翻译影响外，泰戈尔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相似之处，也是影响其在中国的形象的重要因素。泰戈尔作品的汉译经历了三次高潮：一是五四时期，中国从西方语种转译泰戈尔作品，体裁以诗歌为主；二是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泰戈尔作品得到译介，中国开始从孟加拉语直接翻译泰戈尔诗歌；三是21世纪以来，从孟加拉语直接翻译的两套泰戈尔全集出版。尽管泰戈尔全部作品现在均已被译成汉语，但在中国，其形象并没有随之改变，而是进一步固化了。这体现出中国对泰戈尔作为创作“爱和美”诗歌的诗人形象的深度认同。

　　泰戈尔思想与中国追求和谐共存的文化主张之间存在相通之处。泰戈尔诗歌描绘了“爱和美”的理想世界，表达出人类平等、自由、和谐的理想，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相契合。泰戈尔诗歌表达的人类理想与中国的“天下大同”观具有亲缘性和同质性，这应是他作为创作“爱和美”诗歌的诗人形象逐渐固化成中国人的一个“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原因之一。

　　通过分析泰戈尔在中国的形象生成过程也可发现，一位作家在异国的形象，一方面受制于其作品在域外的翻译是否准确、全面，另一方面也和其文学风格、思想主张与目标语国家的文坛状况、文化理念是否契合有关。而这些经验可为促进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自由探索项目“翻译文学经典与诗学对话——泰戈尔文学汉译研究”（2020TS1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