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译是国家软实力提高的重要途径。目前文化外译面临数量多、接受差、投资多、收效少等窘境，亟须利用先进技术，创新战略规划。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带来了翻译过程（如计算机辅助翻译、在线翻译、云翻译、翻译项目管理）和翻译形式（如众包、众筹）等方面的新突破，促成了文化外译理念和方法创新机遇。“外译+互联网”模式以文化外译为核心，视互联网为辅助工具和文化传播媒介，基于大数据进行预测和决策，全面考察外译要素之间的动态博弈，优化整合各类翻译资源，通盘思考文化外译主体、受众、时空、方法、客体优先规划序列问题，为中国文化外译探索整体战略出路。
主体优先规划，即从资源投入和效果产出角度对中国文化外译实践主体优化组合的战略思考，可整体设计为：人机互助外译＞中外合作外译＞中国译者外译＞机译。人机互助外译优先，因其充分利用互联网、语料库、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资源共享和知识管理，突破了人译在时空和个体思维上的局限，优势明显因而居首。中外译者合作优先于中国译者独译，因其利于充分发挥双语言双文化专家优势，避免从母语译入第二语言存在的不足。机译技术尚不完全成熟，居末位，且可据文化外译本身特点设优先序列如下：机助人译＞人助机译。因机译技术虽发展迅猛，但仍有诸多缺陷，需辅以人工译前和译后编辑等。
受众优先规划，即针对外译产品接受媒介分布和接受者需求优化传播方式。可分两种优先序列。一是对于普遍受众：网民＞影视观众＞广播听众＞书籍报刊读者。网民为首选服务对象，因网络能以多模态形式全息传播，传播面最广；影视较为形象，居次；广播较便捷，居第三；书籍报刊是传统载体，仍占相应份额。二是对于个体受众：个体受众＞特殊受众＞普遍受众。这一序列的受众范围由小到大，特定条件下特定受众的特定需求优先，使文化输出格局变粗放为精细，实现精准传播。
时空优先规划，即充分利用互联网分时段、分方向、分地域为中国文化外译编制未来几十、上百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首先，外译时间规划关涉外译何时的中国文化和何时外译中国文化，前者拟设优先序列为：现当代文化＞近代文化＞古代文化。即以现当代为主，近古代为辅，以求增进他国对当下中国的了解。后者拟设序列为：己需当下译＞他需未来译。原因是我们既要为自己最需译出的文化找准时机，又要学会战略期待，将最好的东西留待对方真正欣赏时高价译入。其次，从外译产品接受效果来看，外译发起地优先序列拟为：境外外译＞跨境外译＞国家外译＞地方外译。境外外译能充分了解目的语文化，投其所需，故效果最好。跨境外译包括语言接触区外译与跨境语言合作，能因地制宜，效果居次。国家外译有专设机构，融外译与外宣为一体；而地方外译重在突出地方文化特色，服务当地经济。不可否认，外译空间界限会因互联网的整合而渐趋模糊。再次，综合考虑国内外政治、经济、地缘状况，可据相对文化距离和地位，设优先序列如下：非汉语或欠发达弱势文化圈＞中等发达文化圈＞汉语或发达强势文化圈。非汉语文化圈（如“一带一路”中亚地区）与汉文化距离大，应为外译优先方向，以实现语言与民心沟通；语言服务业欠发达国家应优先，中等发达国家次之，欧美等发达国家殿后；汉语译入弱势文化圈为下向翻译，容易产生影响，当为首选。
中国文化外译方法优先战略规划，可借助快速发展的翻译和信息技术，可对技术手段、媒介和策略等作下述优先序列规划。首先，技术手段规划如下：网络翻译＞移动—语音翻译＞外包翻译＞众包翻译。网络翻译涵盖互联网和云翻译技术应用，当为互联网时代之首选。移动—语音翻译通过移动终端利用移动互联网和翻译软件提供在线翻译服务，便捷性高。外包翻译则是利用在线交易平台和翻译社区将翻译服务直销给高水平客户，针对性强。众包翻译即利用广大译者在特定时间内在线完成特定翻译任务，协同性强，碎片化语言资源利用率高。其次，外译媒介优先序列拟为：声像文/声图文＞图文/声文/像文＞声/像/图/文。模态类型综合程度越多，信息密度越大，关注度越高，效果越好。最后，互联网时代的外译注重“用户思维”，以受众需求为核心，宏观层面优先归化，逐步异化，因此序列为：归化战略＞异化战略。而微观操作策略则综合全译变译各自的优势，设计为：人机互动变译＞人工变译＞人机互动全译＞人工全译。原因在于变译讲求传播特效，充分尊重外国文化市场和读者心理，通常优于全译，以人机互动形式出现更能兼顾效率与效果。
中国文化外译客体优先战略，即针对外译文化所属领域与类别进行规划。首先，结合当前国家战略、经贸政策与外交所需，可设优先序列为：生活艺术＞经济贸易＞工程技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该顺序是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先浅层实用领域后深层抽象领域，先当代文化现状后思想文化经典，贴近国外受众的当前需求。其次，就外译类别而言，其内容上有难易之分、道技之别，故需分清层次缓急，由低而高形成外译层次优先序列：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是文化要素或文化景观的物质表现，其传播利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最需外译，越早越好。其外译可分三步走：产品、品牌和标准的输出与外译。精神文化是外译主体，影响面更广，其外译可有助消除文化隔阂，应当紧随或融入物质文化外译。制度文化涉及社会法律制度、政经制度、人际关系准则等，而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文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极大障碍，因此外译难度最大，有待文化互通达一定程度后再译，宜后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文化外译优先规划研究”（20YJA74002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