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以下简称《天下》）名字源于“天下为公”，是民国时期由中国人创办的学术与文化英文期刊，由温源宁主编，吴经熊、林语堂、全增嘏、姚莘农、叶秋原等参与编辑，自1935年创刊至1941年停刊，共发行56期。“社论”“文论”“译文”“书评”为固定栏目，“纪事”较为固定，“通信”与“诗歌”则为临时性栏目。“社论”多就当期内容发表评论，间以时评；“文论”专论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以及西方思想与文学；“纪事”统观中国文学、艺术、考古、出版、教育等的动态与发展；“译文”刊登中国古今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作品的英译；“书评”则刊发中外最新著作的评论。《天下》内容精当，英文水准一流，视野宏阔，学术品位高，为民国英文报刊之翘楚，英国老牌杂志《艾德菲》（The Adelphi）认为它“文雅而质朴、睿智而谦逊、理智而老练”，足见其水准与影响力。《天下》更注重“向西方阐释中国，而不是向中国阐释西方”，其目的是“促进中西之间的文化理解”，其志在“天下”。

　　《天下》的“译文”栏目独具特色，或是最早较大规模译介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的中国学术期刊专栏，为中国文化译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很多方面具有开创性与示范性，意义深远。“译文”栏目累计刊登译文57篇，共有35名译者参与，其中有陈世骧、林语堂、梁宗岱、孙大雨、姚莘农、邵洵美、吴经熊、温源宁、王际真、叶公超等中国译者26名以及项美丽（Emily Hahn）、艾克敦（Harold Acton）、赖发洛（Leonard A. Lyall）、恒慕义（Arthur W. Hummel）、高罗佩（R.H. van Gulik）等西方汉学家或作家译者9名。“译文”栏目的57篇译文涵盖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尤其是昆曲）、艺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进行了“样本”呈现。

　　《天下》重点翻译“时人今文”，即“当代作品”，这有别于之前以典籍外译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译介，是具有开创性的翻译实践。在57篇译文中，古典作品24篇，现代作品33篇，这表明《天下》在注重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承的同时，更注重当下，具有“厚今不薄古”的整体倾向。在古典作品英译方面，影响最大的有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吴经熊翻译的《道德经》与古典诗歌、姚莘农翻译的《贩马记》与《打渔杀家》、艾克敦与陈世骧合译的昆曲《春香闹学》与《狮吼记》以及《林冲夜奔》、史美（N. L. Smith）与罗旭龢（R. H. Kotewall）合译的中国古诗以及高罗佩翻译的《嵇康及其琴赋》。在中国现代作品英译方面，影响较大的包括姚莘农翻译的曹禺的戏剧《雷雨》、项美丽与邵洵美合译的沈从文的《边城》、任玲逊（Richard L. Jen）翻译的系列作品（包括巴金的《星》、叶圣陶的《遗腹子》、老舍的《人同此心》等）、王际真翻译的鲁迅的《孤独者》与《伤逝》等。《天下》翻译文本选择注重“当代性”，对当下的文化与文学翻译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在中国学术与文学史上，《天下》首次把翻译提到了与学术写作和文学创作等同的地位，实属难得。《天下》创刊号声明，“文章一经录用，刊出即附稿酬，标准为每千词二十鹰洋”。此处的“文章”（articles）既包括学术论文，也包括原创文学文本、译文以及书评。“书评”栏目也评论了数部译著。这都揭示了《天下》对翻译创造属性的认可，可大大提升译者地位，具有示范意义，对推动中国文化译介、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翻译能力大有裨益。

　　站在《天下》的立场，从“向西方阐释中国”的角度来看，《天下》的翻译路径均为“译出”，有独译、自译与合译三种翻译模式。中国译者独立翻译为主要翻译模式，上文也提到了此类成功译作。“自译”模式主要代表有梁宗岱（自译《回忆》与《晚祷》）、凌叔华（自译《无聊》与《写信》）以及姚莘农（自译《出发之前》）。“自译”更准确的说法应为“自我译写”，因为它兼具翻译所强调的“忠实”（即“信”）与写作所追求的“自由”，译者往往处于“忠实自我”与“突破自我”这二者永恒的张力之中，其译作也往往别具格调意趣。以梁宗岱的《晚祷》自译为例：即使比读原文与译文也很难确认谁为原文，谁为译文，其原因首先在于原诗主题与意象高度西化，其次在于译文精准而又自由。梁宗岱把“暮春阑珊的东风”译成the languid wind of the late spring，这languid一字，境界全出，既避免了直译“东风”带来的混乱无着，同时还传达了“慵懒”“恹恹”的“残”意，意到神传。凌叔华有独立自译，也有合作自译，总体上表现出了更高的自由度。姚莘农的自译独幕剧《出发之前》译文准确而灵活，不惟达意，还凸显了舞台可表演性。“合译”有“中中”（含华裔）合译、“外外”合译以及“中外”合译三种方式。合译兼收并蓄，相互加持，成就了高质量的译文。《天下》译者群体的合译模式引领民国时期的翻译风潮，其“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在当下尤其具有范式意义。

　　《天下》著译群体的另一示范性实践是译者、作者、读者的多方、多维互动，而译者—作者“创作共同体”的形成尤其引人注目。《天下》著译群体多为同人同好，作者、译者身份时有转换和交叉，“时人今文”的翻译与译者—作者互动往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如邵洵美和项美丽与沈从文的交往讨论成就了《边城》英译。

　　就翻译策略而言，《天下》最为鲜明也最具借鉴意义的策略就是“比较性的中西融通”，笔者称之为“格融”，其基本含义是基于比较的既有全球视野与普适话语，又保留本土思想文化特色与个性话语的言说方式。因此，其译文就呈现出有别于母语写作与目的语写作的独特的“第三风格”。“格融”既是《天下》翻译群体的总体的言说策略与特色，也是其译文成功的关键，仅从“Five Vermin: A 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Politics”（《五蠹》）等篇目译名便可窥见一斑。但要做到“格融”十分不易，需要极高的双语基本功和深厚的中西学素养，辜鸿铭的《论语》《大学》《中庸》堪称高度“格融”言说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书评”栏目刊登书评219篇，评介著作220部，其中包括源自汉语的思想文化译著12部，其代表性译著有熊式一的《王宝川》和《西厢记》英译、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英译、斯诺的《活的中国》英译、初大告的《中华隽词》英译以及韦利的《论语》英译等。刊登对此类译著的评介具有双重功能。首先，译著本身是潜在的阅读对象，可拓展和深化潜在读者的中国思想文化认知。其次，评介本身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批评性介入，能够以“己见”与“他见”相融合的方式深度阐释中国文化。

　　《天下》的翻译群体在“向西方阐释中国”过程中通过文内呈现与文外多维互动展现包容、从容与文化融通，折射出中国人的总体文化姿态，客观上参与了“中国”形象的积极构建。这一翻译群体、尤其是中国译者对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同时兼具世界情怀，担负“天下”使命，其文本选择、翻译模式、译者—作者“创造共同体”、言说策略等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无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翻译动理学视域下的葛浩文中国小说英译研究”（18WWD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