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文学外译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有关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问题因而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格外关注。同时，围绕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必要性、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以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等问题，无论译学界内部，还是文学界、文化界，都存在不同甚至相悖的观点。译学界和媒体有一种不可谓不响亮的声音，对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提出质疑，并以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获得成功为据，主张更新翻译观念，在中国文学外译中采取“连译带改”的策略。在某种“被接受焦虑”的裹挟下，有学者甚至强调要以海外读者的接受心态为导向来选择翻译策略。文学批评界却有观点针锋相对，认为葛浩文式的翻译改写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相当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另有翻译学者则提出，不应将葛浩文的翻译方法绝对化或模式化，也不能过分强调读者接受对文学译介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导致中国文学外译中的唯接受论，而要立足文化接受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根本诉求等方面对翻译方法问题加以理性探讨。
如何把握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价值，进一步澄清中国文学外译的有关认识，亟待译学界的深入思考与探讨。笔者认为，看待中国文学外译，应具有一种比较与发展的目光。首先，要构建“中译外”与“外译中”的比较视野。新时代背景下，“中译外”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翻译方向，“中译外”与“外译中”并驾齐驱的新态势逐渐形成，有学者敏锐地提出这是当今时代翻译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此，译学界应充分认识到“中译外”与“外译中”两种不同方向的翻译行为之间切实存在的差异，及时转变研究思路，关注并把握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从多个层面展开理论探讨。但是，我们知道，翻译活动是涉及两种语言的双向交流，在文化、历史、社会及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译入翻译和译出翻译必然有所差异，对于这一客观存在的差异性，翻译界固然不能漠然视之，但也不应过分夸大。比较来看，不难发现，“中译外”和“外译中”所涉及的翻译根本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共性的，也是相互可资借鉴的。以葛浩文的翻译为例，他以读者接受为考量采用删节、改译等翻译策略，这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并不鲜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林纾的翻译。针对葛浩文与林纾在翻译策略与翻译观念等方面的某种相似性，译学界可以借鉴有关林纾的翻译的相关研究成果，立足翻译的本质属性与根本目标，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更加合理地看待葛浩文的翻译策略，从而力求避免某些片面的认识。
其次，要构建中国文学英译和非英译的比较视野。总体来看，目前译学界对“中译外”的关注与探讨主要集中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很多观点的得出也来自对这一方向的译介行为的考察。葛浩文式“连译带改”的翻译方法之所以备受推崇，甚至在媒体的助力下几乎被视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能获得成功的唯一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葛浩文采用归化式翻译策略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促使中国文学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得到了较为理想的接受与传播。实际上，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体现着译者的翻译观念，也同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语境及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传统息息相关。考察中国文学在非英语世界如在法国的译介，就会发现法国同样是世界范围内译介和接受中国文学的重镇之一，部分中国文学作品法译本的诞生甚至早于其英译本，而法国翻译家却大多主张遵循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如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法译者之一、法国翻译家杜特莱就明确表示自己“始终努力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译者”。这不仅出于杜特莱始终秉持的“尽可能尊重出发语”的翻译伦理立场，同时也因为法国具有自身深厚的文学传统，且对异域文化的开放和接纳程度较高。鉴于此，在认识与探讨中国文学外译的过程中，译学界若能拓宽视野，有意识地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与非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加以比较研究，综合分析影响翻译活动的各种复杂因素，将有助于破除某些绝对化的观念。
作为文化关系的一种表征与建构，翻译在两种语言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必然呈现出深刻的历史性。理性认识中国文学外译，不仅需要比较的视野，更离不开发展的目光。
发展，意味着翻译路径的不断拓展。新的时代语境下，国际间的文化交往更为频繁而深入，翻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日益凸显。译学界应将以往主要关注“外译中”的单向视角转为“外译中”和“中译外”并重的双向视角，全面考量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翻译活动，从价值与伦理、模式与方法、主体与内容、接受与传播等方面，对中国文学外译展开多视角、多层次的探讨，深切关注翻译路径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带来的整个翻译场域面貌的更新。不仅要注重文化交流的途径、模式与方法，还要更深层次地把握文学译介的立场与根本诉求。
发展，意味着对翻译根本目标的长远追求。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不是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诉求，也不是某个社会群体或某种文学类别的诉求，更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或“迎合”，而应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异域的他者文化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为根本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克服翻译的功利性，希望中国文学一经翻译便马上被接受、仅以当下的读者接受为考量或为“走出去”而“走出去”等急于求成的心态都不可取。无论译介与传播活动的客观规律，还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世界的相对边缘地位，都告诉我们，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接受并不现实。在目前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中，出于对接受语境和读者的考虑而采取的删节、改译等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甚至必要的，但任何阶段性的翻译模式与方法都将随着语言、文化、社会等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因素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外译理应成为一种基于翻译本质诉求的长远追求。
发展，意味着世界多元文化的深入交流。翻译是一个以生成性为本质特征的动态过程。只要时代在发展，翻译所赖以进行的各种关系与各种条件就同样处于变化之中，条件的积累和关系的演变则为翻译的发生与成长提供直接可能。就中国文学外译而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不断拓展翻译的可为空间，将翻译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再将翻译的可能变为现实，从而逐步推进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反过来，翻译在自身的成长中又以其特有的开放精神进一步打破文化隔阂，促使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与异域文明展开对话，在自我和他者的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从而推动世界多元文化的深入交流。历史一再向我们证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与交流的翻译之路，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无疑，中国文学外译正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