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的奎文阁，既是中国木结构建筑史上的代表之一，又因其作为曲阜孔庙的藏书楼，也就在事实上成为“圣道”的重要载体，使孔庙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尽管奎文阁只是中国众多藏书楼中的一座，但其兴废变迁与孔氏家族的兴衰沉浮、儒家思想的地位升降紧密相连。

　　孔氏藏书源远流长

　　在藏书楼出现之前，孔氏藏书之事早已见诸载籍。孔子一生博览群书，既设坛讲学，又编订六经，且以言传身教垂范子孙，孔氏家族的藏书传统便与其世代相传的家学相伴而生。秦始皇焚书时，孔家藏书已经颇具规模，魏人陈馀曾对孔子九世孙孔鲋说：“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孔鲋则采取了“藏之以待其求”的办法。西汉建立后，“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困境之中的百家之学迎来了转机。然汉初诸帝后，或“未暇遑庠序之事”，或任武力有功之臣，或好刑名之言，或好黄老之术，儒者终不能登堂入室。

　　汉武帝时，崇尚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已经不适应形势需要，乃在窦太后故去之后，“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此后，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遂“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并在太学设五经博士，儒学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氏家族的部分藏书重见天日，并对西汉以后中国经学的发展路向产生了极大影响。自汉代以后，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日显，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孔子“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况且孔氏家族诗礼传家、“代有贤哲”，如子思、孔安国、孔颖达、孔广森等均为明贤硕儒，孔氏藏书历代绵延不绝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从御书楼到奎文阁

　　两汉至唐宋时期，除了历代皆设的国家藏书机构如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等之外，私人藏书也不乏其人。私人藏书楼和藏书家的大量出现，大约始于隋唐时期，与科举制度的推行、建筑水平的提高、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李泌“端居室”藏书多达三万卷，白居易藏书处称“池北书库”等。孔庙内藏书楼的出现，很可能也在这一时期。至北宋真宗至道三年，殿中丞方演言，“兖州西曲阜县文宣王庙，有书楼而无典籍，请赐九经及先帝御书，重给祭器，并从之”。这是史籍所见曲阜孔庙藏书楼与御赐书籍的最早记载。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孔庙又获得了“太宗皇帝御制书一百五十七卷轴……九经三史及疏释文”等赏赐，“置于庙中书楼上收掌，委本州岛长吏职官与本县令佐等同共检校在庙”。此后，孔庙书楼改称御书楼，藏书量也不断增加。

　　金朝入主中原后，继续实行尊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封赐孔氏后裔。金章宗明昌年间，下诏修建因战乱毁坏的孔庙，修缮完毕后，明昌六年“亲行释奠之礼”。这次重修不仅扩大了藏书楼的规模，还应大学士党怀英之请，“赐名揭诸其上，以观示四方”。金章宗遂赐名“奎文阁”，沿用至今。此次重修是孔庙乃至儒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奠定了奎文阁的基本格局。

　　明清重修与藏书

　　明弘治十二年，孔庙因雷击起火，大部分建筑被毁。其后，山东巡抚都御史徐源力主新建奎文阁。据大学士李东阳所撰《奎文阁赋》载，奎文阁建成后，“栋宇相埒，金碧交映……徐公既购书数百卷付衍圣公闻韶，令典籍孙世忠守之，四方藩郡闻而致者日益富”。李东阳将此事刻记于碑，至今立于奎文阁廊下东首，成为了解奎文阁发展史的宝贵物证。清初统治者为稳固局势，对孔子的尊崇达到空前高度，除屡加封赐外，还多次修葺孔庙。雍正二年，孔庙再遭火灾。雍正帝遂下旨重修，七年乃竣，不仅“悉复其旧，宏敞有加焉”，还“屋用黄瓦”。今日所见的奎文阁，便是此次修葺后的杰作、中国纯木质结构建筑的典范，被梁思成评价为中国古建筑中“一座不多见的特例”。

　　从北宋真宗御赐书籍始，加上历代衍圣公的购买与收集，奎文阁藏书愈加丰富，且不乏珍本。李东阳《奎文阁赋》即云当时“阁中之书，天下莫备焉”。清乾隆时组织编纂《四库全书》，袭封衍圣公孔昭焕曾将奎文阁和藏书家孔继涵“微波榭”藏书中的部分精品进呈四库馆。据孔府档案所载，光绪二十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时，翰林院侍读王懿荣“奏请饬各省将书局所刻经籍解送衍圣公府储藏”，光绪帝“着山东巡抚咨行各督抚遵照办理”。此时奎文阁俨然成为全国的文献收藏中心。

　　由于所藏御赐经籍和其他书籍越来越多，从元朝时开始设置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乾隆十五年《至圣庙衍圣公府属官额缺册》载，“元武宗至大二年，五十四代衍圣公思晦以赐书甚多，请照国子监例，设典籍一员掌之”。然相关研究显示，奎文阁典籍之职始设于元仁宗延祐年间，由衍圣公举荐，需征得朝廷许可方能正式任命，从元至清未曾间断。此职主要负责奎文阁所藏经籍文书的保护、整理、利用，及刻板和御赐祭器的看管。由于阁内藏书有一部分供四氏学生员利用，因此典籍官还有出借图书的职责。由现存孔府档案可以看出，奎文阁典籍官还经常出现在孔庙祭祀等礼仪性场合，不仅参与衍圣公府的系列白事，还要陪同衍圣公出席各种接待活动，并协助清查屯田。因此，其职责不同于一般的藏书楼管理者，而是以听命于衍圣公调拨、为其服务为宗旨。

　　奎文阁转型之议

　　晚清以降，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对依附于皇权政治的儒家思想造成巨大冲击。孔氏家族在民国前期虽然保留了爵位和规制，但已失去了以前的辉煌。20世纪30年代，有关孔庙以及衍圣公府的各种改革措施逐步提上日程，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关于孔庙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曲阜孔氏后裔不得不顺应形势，计划修建博物馆和图书馆，以陈列孔府所藏古籍，并刊印所藏书版。“缘孔府所藏古书、已刻版印行者，在孙（逊）清光绪时印行一次，书版堆置至今已数十年，今拟加以重印。”考虑到花费较高，“拟请由省府垫借若干，印书售卖后得价偿还省府。省立图书馆长王献唐以此事关系古籍流传，竭力赞助，现正在接洽之中，或有实现之可能也”。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尊崇孔子，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并派国民党要员叶楚伧到曲阜致祭，山东民政厅长李树春和教育厅长何思源也出席祭孔典礼。因见孔庙奎文阁残坏，乐器亦多失修，祭孔典礼后，省府政务会议席上通过了修葺包括孔庙奎文阁和陈列一切车服礼器并古代乐器的方案，“提议由修颜庙余款，拨修孔庙奎文阁，成立古物陈列馆”。

　　可见，由于民国时期形势的不断变化，孔氏后裔只能在变革中求生机。这一时期，孔庙藏书尽管有所遗失，但藏量也是非常可观的，且珍本颇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孔氏后人为避战火而南迁。日据时期，包括奎文阁在内的孔庙建筑虽然保存完好，但奎文阁历千年而不绝的藏书历史至此画上了句号。

　　明代诗人陈凤梧《登奎文阁》诗云：“嵯峨杰阁入宫墙，上有云梯百尺长。丹碧九霄明日表，牙签万轴映奎光。沧溟俯视东洋外，岱岳平临北斗傍。何幸登高豁心目，愿从圣道窃余芳”，体现了诗人对奎文阁建筑及其藏书的赞叹之情。更值得今人细细体味的是，奎文阁这座经历了千年风雨的藏书楼，在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也必将承载更重要的文化使命。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