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吴起镇，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从这一年开始到1948年3月党中央总部进驻河北西柏坡为止，在近13年的时间里，陕北黄土高原上集结了几十万华夏儿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斗。正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所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何其芳曾这样记录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回望延安精神

　　当时的延安物质条件非常匮乏，为什么还会让那么多人向往？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革命者的斗志为什么还会那么昂扬？分散各处的根据地，为什么还会那么团结一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那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种信仰信念，来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进步，来源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写出了自己的精神谱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神铸魂，这是坚定“四个自信”最坚实的基础。延安精神生动地诠释了这样一种信仰信念。坚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则是延安精神的表现。

　　2013年，笔者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参加培训，有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延安时期撰写的重要著作，深刻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深刻地理解了延安精神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文学所”）学术传统的内在联系。

　　从鲁艺走出来的文学所人

　　文学所有14位研究人员来自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他们是：沙汀、吴伯萧、曹葆华、卞之琳、何其芳、天蓝、陈荒煤、贾芝、杨思仲、毛星、钟惦棐、井岩盾、王燎荧、朱寨等。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杨子青，笔名沙汀、尹光，四川安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左翼文学运动。1938年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同赴延安，在鲁艺文学系任教。同年与何其芳一道随贺龙赴晋察冀抗战前线工作。1940年返川做文艺组织联络工作。1978年沙汀担任文学所所长。

　　吴伯萧（1906—1982），原名熙成，山东人。1938年到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时，毛泽东同志为他写下“努力奋斗”题词，予以勉励。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进一步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1978年8月担任文学所副所长。

　　曹葆华（1906—1978），本名曹宝华，四川乐山人。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奔赴延安。1940年，在延安鲁艺任教，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62年，老朋友何其芳任文学所所长期间，将其调入文学所文艺理论组，参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翻译介绍工作。

　　卞之琳（1910—2000），1929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接触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后从事新诗创作，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抗日战争初年曾访问延安，并一度任教于鲁艺文学系。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人，原名永芳。1930年秋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开始发表小说、诗歌。1931年秋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回到四川教书，参与编辑《川东文艺》，宣传抗日、宣传进步思想。1938年8月到延安，在鲁艺任教，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任鲁艺文学系主任。1947年10月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1948年任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教员。1953年2月，主持创建文学所，任副所长。

　　天蓝（1912—1984），原名王名衡，在延安期间，与曹葆华合译、周扬编校，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等。

　　陈荒煤（1913—1996），原名陈光美，笔名荒煤、沪生，湖北襄阳人。20世纪30年代初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赴延安，在鲁艺戏剧系、文学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陈荒煤先后任中央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78年调任文学所副所长，主持召开了全国文学学科规划等重要会议，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带领文学所走在思想解放的前沿。

　　贾芝（1913—2016），原名贾植芝，山西省襄汾县人。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艺学习，后从事法文翻译、诗歌创作。1950年，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3年调入文学所。198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先后出版了专著《民间文学论集》和《新园集》，热情赞扬劳动人民的文学创作，阐述了民间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他还主持编选了《中国歌谣选》《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学卷》《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等。

　　杨思仲（1919—2015），笔名陈涌，广州人。1938年到延安，进入鲁艺文艺理论研究室，曾任《解放日报》副刊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为文学所研究员。1987年先后担任《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报》主编，主要从事鲁迅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有《陈涌文艺论集》等。

　　毛星（1919—2002），原名舒增才，四川德阳县人。1937年10月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鲁艺学习，并做研究工作。1954年调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秘书主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1979年2月，参加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并担任领导工作。

　　钟惦棐（1919—1987），1937年赴延安，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次年转鲁艺。1939年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任教。1948年调华北局宣传部。1949年后在文化部艺术局、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从事文艺理论研究。1978年任文学所研究员，1979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电影文学断想》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电影理论家。

　　井岩盾（1920—1964），原名井延盾，山东东平人。1940年到延安入鲁艺学习，曾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文学所副研究员。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作品集《辽西纪事》《在晴朗的阳光下》《摘星集》等。

　　王燎荧（1921—1995），重庆人。1938年毕业于陕北公立学校。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抗敌后援会秘书长、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延安行政学院文工队、中原军区文工团、延安中央党校研究室、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文工团编剧以及文学所研究员，兼任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和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朱寨（1923—2012），原名朱鸿勋，山东人。1939年到延安，进入鲁艺学习，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毕业后到鲁艺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1945年8月奔赴东北，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工作。1954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1958年，调文学所工作，曾任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来自延安鲁艺的文学所人，大多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不少人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正确方向。他们从“关门提高”到走向社会，深入农村、部队、工厂，融入群众，体验生活，积极改变自己的学风和文风。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学术实践深刻地影响到文学所近70年的发展。

　　文学所的学术传统

　　文学所在筹办之初，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两路大军，一是以郑振铎为代表的高校科研系统，二是以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系统。过去对于文学所的高校科研系统的关注较多，忽略了延安传统。其实，延安精神对文学所的影响更深更广。

　　第一，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这是延安精神的灵魂所在，也是文学所最重要的传统。

　　笔者在撰写《文学所的精神》一文的初稿时是这样表述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文学所老领导王平凡同志认真地加上“正确”二字，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这也是人们在总结延安精神时特别强调的一点。党的正确路线，就是在延安时确定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是文学所成立近70年最基本的经验和最重要的特色。以何其芳为代表的第一代文学所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组织学术活动，投身火热的社会生活，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了国家科研机构的积极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各种思想文化论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如1954年关于《红楼梦》大讨论，文学所是全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何其芳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既要服务大局，又要较好地区分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为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此后，文学所还发起或直接参与了若干重要的学术论争活动，在共和国初期的学术探索中留下深刻印记。何其芳还曾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组织文学所编辑《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对何其芳撰写的序言先后两次亲自进行修改，并批示出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80年代初，以沙汀、陈荒煤为代表的文学所第二代领导班子，依然坚持延安时期的学术方向，积极配合思想解放运动，组织全所乃至全国文学界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对文学研究队伍、研究现状及课题情况进行摸底调查，重建基本作者队伍，确定科研发展方向，在促进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以及恢复文学研究生机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也是文学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

　　文学所的学术骨干除延安系统外，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高校和科研出版部门，譬如俞平伯、孙楷第、吴晓铃等来自北京大学，余冠英、钱锺书等来自清华大学，范宁来自天津师范大学，蔡仪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王伯祥来自上海开明书店等。近70年来，文学所在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非常重视文艺工作，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文学所老一代科研工作者围绕着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积极参与文学理论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对于《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苦菜花》《青春之歌》等作品进行广泛深入研究，撰写大量富有创见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著作。20世纪60年代，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毛星、朱寨等人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集中反映文学所对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指明了我国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文学所围绕着我国新时期文学与人性、文学方法论、文学主体性、文学史学建构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等著作，王春元、钱中文、杜书瀛等分别撰著的《文学原理·作品论》《文学原理·发展论》《文学原理·创作论》等，在80年代的学术热潮中引领时代的风尚。

　　二是文学史的撰写活动。余冠英、钱锺书、范宁等人主持编纂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祁连休等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张炯、樊骏、邓绍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以及文学所集体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等，多带有集成的特色，时获殊荣与赞誉，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文学所至今依然在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保持着这样的学术传统，并不断发扬光大。

　　三是文学史料整理工作，包括中国文学史料，如《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以及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史料丛书等。还包括外国文学资料，如《苏联文艺理论译丛》《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这里尤其要提到经过几代学者不懈努力，编纂时间长达68年的《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这部戏曲丛刊一共十集，收录元明清杂剧传奇一千一百九十三种，集中汇聚中国灿烂辉煌的戏曲文化遗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古籍专题丛书。

　　第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这与延安精神中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一脉相承。

　　文学所建立之初，郑振铎、何其芳根据每位学者特长安排工作。王伯祥研究《史记》，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和唐宋诗词，孙楷第研究古典小说，余冠英研究古典诗歌，钱锺书兼顾中西，则有《管锥编》问世。蔡仪的《新美学》、吴世昌的《罗音室学术论著》、唐弢的《鲁迅论集》等也都已成为各自学科的经典著作。何其芳本人撰写的《论〈红楼梦〉》亦被推为学术名著。

　　第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始终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放在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位置。这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也是文学所始终遵循的根本宗旨。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也需要人民。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文学研究工作者该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鲁艺的艺术实践，给我们指明了两个方向，一是大众化，二是民族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向。

　　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也是文学所一贯遵循的原则。文学所成立之初，郑振铎、何其芳等领导，根据不同专家特长，请他们编注经典选本，像余冠英的《乐府诗选》（1953）、《三曹诗选》（1956）、《汉魏六朝诗选》（1958），王伯祥的《史记选》（1957）、钱锺书的《宋诗选》（1958）、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以及在他们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都是专家编写的文学普及读本，前后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名字，往往是与这些文学普及读本联系在一起的。近40年，文学所秉承传统，又陆续编选了《古今文学名篇》《唐宋名篇》《台湾爱国诗鉴》《文学所文史讲座丛书》等，并在修订《不怕鬼的故事》的基础上新编《不信神的故事》等，赢得了多方面赞誉。

　　第五，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思想境界，从“小我”走向“大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最后一个部分特别谈到了文学艺术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问题，要真正转变观念，走出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的小我，走向人民大众，走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大声呼吁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今天，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做学问，题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须要有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学术只能越做越技术化，而缺少人文情怀；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误解乃至排斥。

　　20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时看到祖国的危难，在悲痛里“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乐作品。姜亮夫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异常激愤，于是决定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于是发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龙”图腾命题。范文澜本来受业于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年轻时的一部《文心雕龙注》奠定了他的不朽的学术地位。如果范老继续沿着这样的路数走下去，他也可以成为像黄侃那样的国学大师，在学术圈受到赞扬。但是，他到了延安，把自己更多的精力用在文化的传播方面，在艰苦的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成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赏。郑振铎最初希望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不愿浪费时间。但是，当民族危难来临时，当国家工作需要时，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为“大我”而牺牲“小我”，功成不必在我。

　　用学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说易行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热切希望鲁艺的学员走出小“鲁艺”，投身大“鲁艺”，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贡献给社会和人民。文学所上述专家学者积极投身时代的洪流，勇于担当，拓宽视野，创造出具有深刻人民性和现实感的作品，发挥启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

　　继往开来 守正创新

　　回望延安精神，总结文学所传统，明确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首先要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始终把理论创新作为提升研究水准的重要抓手。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文学所每年都要组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青年论坛，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辑刊，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迈上新的台阶。

　　其次要坚持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始终把历史文献研究与文学史理论研究作为夯实研究基础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像司马迁那样，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把学问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积极推动中华文学研究深入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后要在坚持学术研究系统性与专业性的同时，走出学术象牙塔，践行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文学所在河北保定、山西晋城建立两个国情调研基地，组织中青年研究人员深入阅读研究原始文献，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核心问题和经验。我们还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晋察冀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参与策划《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的编纂工作，获得了广泛好评。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实践活动，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关注社会；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自然应该有人文情怀。只有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我们的研究才能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统一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文学研究的价值，才能更深刻地彰显学术成果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