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文体学研究的中国智慧
2021年08月06日 07: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6日第2224期 作者:本报记者 李永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一个具有强劲活力的学术增长点。国内许多学者致力于古代文体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被西方文体学理论遮蔽的中国传统文体学智慧也得到彰显。

  文体学研究源远流长

  如果说语体是人们“说什么”“怎么说”和“为什么说”等语言行为的规则和范式,那么文体就是人们“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等书写行为的规则和范式。

  人们的社会行为与书写行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们按照不同的社会行为方式区别类分书写行为,便生成了早期的文体分类。西汉古文诗学开创者毛亨编撰的《毛诗诂训传》,提出“君子九能”说,这“九能”即“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英德表示,毛亨的诗学据说传自孔子的弟子子夏。由此推断,先秦时期,古人就有了对文体分类的实践操作和理论思考,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雏形。

  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悠久的学术领域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承学表示,中国古代文体形成时代非常早。从现存出土文献看,商、周时期已形成一些成熟文体。先秦两汉时期也有对文体的论述,但总体上较零碎、分散。魏晋南北朝时期,系统、成熟的文体学理论才正式出现。

  中国古代文体学成熟于六朝。《文章流别志论》《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均为这一时期的文体学著作,其中,《文心雕龙》堪称文体学研究集大成之作。唐宋以后,文体学从以骈体为中心,转向以古文为中心。而明清两代则聚焦于文章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体学历史悠久,是集中体现本土性与民族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吴承学认为,中国古代文体学之“体”,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学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含性与模糊性,既指向体裁或文体类别,又指向体性、体貌风格;既有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之义,又有文章或文学本体之义,是具体与抽象、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结合。

  用好文体辩证观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文体学思想,成熟较早,久盛不衰。五四运动以后,西学东渐成为主流,对于中国文体学研究而言,受西方文体学影响最大的就是纯文学文体分类方法,即小说、戏剧、诗、散文的四分法,中国传统的文章文体分类法被边缘化。

  吴承学认为,西方理论的确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但是它也存在一些明显缺陷。比如,基本上忽视甚至无视中国传统文体学,套用西方文学范式来分割研究中国文学。以西方的纯文学文体学来衡量中国传统杂文学的文章文体学,遮蔽了中国传统文章中大量的实用文体,这与传统文章学的语境相去甚远,难免有削足适履之憾。

  从古代文体学的生成过程可以看出,与西方古代哲人习惯于抽象思维、逻辑思维不同,中国古代哲人更擅长形象思维、非逻辑思维。因此中国古代文体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操作性特点,同时也具有鲜明的随机性、灵活性特点。金人王若虚在回答“文章有体乎”“无体乎”的问题时,巧妙地说:“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在郭英德看来,这是深得文体三昧之言,也是深得文章三昧之言,体现出独特的“中国智慧”,也彰显出独特的“中国立场”。文体作为书写规则,原本应以“定体”为准绳;文体研究作为对规则的探讨,原本也应以“定体”为归趋。

  在很多学者看来,王若虚关于定体与大体的论证,实际上是文体理论中关于辨体与破体、正体与变体的文体辩证观。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任竞泽表示,一方面,文章需要有大体一致的确定的体制规范,这是历代形成并沿承下来的,需要在创作时有所遵守,所谓“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即“大体须有”。另一方面,文章的体制规范不是一成不变、必须严格遵守的,在创作中可以有所改变、有所突破,可以适度地变体、破体,即“定体则无”。王若虚这种定体与大体、有体与无体的矛盾统一的辨体与破体观,是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独特智慧。

  不过,中国古代文体学在肯定“大体”的同时否定“定体”,无疑为作家的创新写作开辟出广阔的空间,但不免也为理论家的学术研究“消解”了科学的基础。

  建设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体学

  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把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当作这一代学人的学术责任,认为应该予中国文体学以独立和独特的地位,并加以学理性研究,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体系。

  吴承学表示,建设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要不断开掘与拓展文体学研究疆域,如文体史源学、文体观念发生学、文体分类学、文化文体学以及历史文体学等,如此才能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应尽可能发挥现代学人所特有的学术条件、学术眼光等优长,同时消解现代学人与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的隔膜。

  如果说富有生气的文学创作应该是一种既遵从文体“大体”、又突破文体“定体”的书写实践,那么富有生气的文体研究也应该是一种既寻求文体“大体”、又突破文体“定体”的学术实践。郭英德表示,今天我们重新提出文体学研究的意义,实际上是力图提供一个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的视角,即从文体生成、文体习得、文体变迁、文体研究等方面,考察中国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传播的轨迹,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精邃而睿智的思想,汲取中国传统文学丰富而深厚的营养,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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