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涌现了为数众多的文学选本。这些选本在触发文学观念更新、促进流派生成、展示创作实绩、构筑文学经典、推动文学思潮和凝聚批评共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研究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但是，鲜少有研究深入分析不断面世的中国当代朗诵诗选本的编选体例、原则、意图及其存在的问题。

 

　　主题聚类：朗诵诗选本的编选体例

　　中国新诗选本编纂大致有三种常见的体例：一是以时间为序让诗作依次呈现，编为中国新诗编年史；二是以诗人为轴心，展示某一特定新诗流派的创作实绩；三是以时间为经、诗人为纬，以作品为中心，在纵横交错中叙述诗歌发展历程。值得探究的是，中国朗诵诗选大多摒弃前述三种编纂体例，往往采用“主题聚类”的方式进行选目编排，使主题相同或相近的诗歌实现聚合与类归。比如，《中国新时期朗诵诗选》（黎风）、《中国朗诵诗精选》（吴开晋）、《中国新时期朗诵诗选》（李小雨）等大量选本都是依循“主题聚类”的编选体例编辑而成的。这种编选体例创新了选本的编排方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主题分类标准的多元性。由于不同编选者对同一诗歌主题的解读存在差异，或者因诗歌主题本身的多义性，导致主题分类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和随意性。例如，艾青的《光的赞歌》，《中国朗诵诗精选》（吴开晋）将之归入“物语风华”，而《中国新时期朗诵诗选》（黎风）则将这首诗歌置于“追求·理想”主题之中。同样是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中国朗诵诗精选》（吴开晋）把该诗并入“神州寄情”主题之中，而《节日朗诵诗选》（李小雨）则将其整合到“祖国万岁”的主题之下。主题定义的含混性或诗歌主题的多义性，以及编选者主题设置喜好的随意性，都可能带来朗诵诗归属的不稳定性。

 

　　其次，主题分类的歧见性。哪怕是同一主题，选家对所选篇目也是分歧大于共识。譬如，选本中最常见的祖国颂歌主题，究竟哪些诗歌可以作为这一主题诗歌的经典之作，不同的编者选中的诗歌差异巨大。如《中国新时期朗诵诗选》（黎风）、《中国朗诵诗精选》（吴开晋）、《中国新时期朗诵诗选》（李小雨）、《祖国颂》（王燕生）四部朗诵诗选在遴选歌颂祖国的篇目时，都不约而同地选了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除此之外选家们几乎各执己见。

 

　　再者，另外一些诗选（如诗刊社1965年编选的《朗诵诗选》）虽然没有明确的主题，但在选本的目录中用空一行来区分不同主题，这种“无主题之名行主题类归之实”的编选原则，也把一些与主题关联不甚紧密的诗歌强行拉入其中。至于一些选本仅依据年代先后或者作者姓氏笔画顺序编排的情形，致使选目混杂与无序的问题更加突出。由于一些编选者缺少史学家的长远眼光，朗诵诗选收录了太多有关某一主题的应景诗歌，这些诗歌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如何努力跳脱过去以“主题类归”为主的同质化编选体例，以更新颖鲜活的方式编纂一些富有创意的朗诵诗选，在追求选本的实用性、艺术性和经典性等维度上实现新的突破，这需要选家不断进行选本体例的革新与尝试。

 

　　可听宜诵：朗诵诗选本的遴选原则

　　朗诵诗选本的经典优选原则是什么？即什么样的诗才是“好的朗诵诗”？好诗与“好的朗诵诗”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一些选家在选本序跋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例如，黎风认为“好的朗诵诗”的标准应该是思想积极、情感真实、意象新鲜、语言清晰、篇幅短小等（《中国新时期朗诵诗选》），这些标准与“非朗诵诗”的特质存在一定的重合；雷抒雁则提出“朗诵诗除了有与一般诗歌相同的诗意要求之外，还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祖国，为你而歌：1949—2009朗诵诗选》），即主题明朗积极、情绪鲜明饱满、语言顺畅通晓、节奏抑扬顿挫。他们对“朗诵诗”特性的理解和把握有不少共通之处，这是基于诗朗诵效果的一种反向设计，与朗诵诗的特定功能、听者定位和传播方式等“辨识性”特征密切相关。

 

　　正如臧克家所言：“朗诵效果的好坏和诗本身的好坏，不能完全统一。有些诗适于朗诵，有些诗朗诵起来并不动众，但看起来却不错。”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朗诵诗经典遴选的难题：一方面，遵循朗诵效果至上的原则，过度追求诗的“可听性”和朗诵的及时效应，那些在艺术上欠佳的朗诵诗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诗选，其艺术生命常随世易时移如昙花一现般短暂；另一方面，诗选又担负着朗诵诗经典确立和典范传播的功能，如何把握“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既尊重历史，考虑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也尊重艺术，掂量其文本在今天还能拥有的美感与内在含量”（李小雨、杨志学《新中国颂：中外朗诵诗精选》），同时考量朗诵诗在声音编码与解码中的现实效果，在历史、现实与美学等多重要素的综合与平衡中，淘洗出一批能穿越时空的朗诵诗，需要编者具有敏锐和智慧的筛选眼光。

 

　　实用至上：朗诵诗选本的编选意图

　　编选动机内在地规约着选本的内容选择、功能属性、价值指向和艺术风貌等。中国当代朗诵诗选本的编选意图大致有以下两种。

 

　　一是满足蓬勃发展的诗朗诵运动的需要。中国当代诗朗诵活动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掀起了两次高潮，这些活动推动了选本的出版热潮，而配合诗朗诵活动成为朗诵诗选编选的重要动机。当大多数选家把满足诗朗诵活动需要作为诗选编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所引发的是以“实用至上”为旨归的编选意图。为了让选本更加实用，有些选本提供作者简介或“朗诵提示”，如雷抒雁编的《朗诵诗》等；有些朗诵诗选还附上表演艺术家的朗诵示范CD，如李小雨编的《节日朗诵诗选》等。不过，由于大多数编选者比较倚重诗歌“二度创作”（朗诵实践）所产生的听觉效果，使得“收录的诗作大多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不太显著”，就连诗朗诵艺术家殷之光也不得不承认，“从文学艺术的专业角度来讲，这些诗作肯定无法同专业诗人的诗集相媲美”。如何使朗诵诗选集中的诗歌达到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既需要创作者努力开辟一条“雅俗共赏”的诗歌发展路径，同时又需要编选者拥有睿智的眼光和权衡的智慧。

 

　　二是以朗诵诗选本探索新诗教，实践新形式。在中国古代诗歌的漫长发展过程中，诗不仅以高度凝练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精神意涵建构了极具诗意化的审美空间，同时又依凭强大的教化力量引领世道人心和维护政治伦理秩序。如果说抗战时期朗诵诗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体现在教育民众投身于抗战洪流之中，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则表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现代化理想展望等方面。由于当代校园诗朗诵活动较为活跃，朗诵诗选既可以为朗诵活动提供便利，又能够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为青少年提供艺术滋养，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践“现代诗教”。许多编选者非常注重在儿童青少年诗选中弘扬诗教传统，阎纲呼吁我们“从小应该读诗，接受诗的教化。从小就应该知诗，尽管不都想当诗人”（《朗诵诗选》）。而“独立意志、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是传统诗化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陶然《中华诗教的文化建构四层面》）。

 

　　中国当代朗诵诗选编纂普遍遵循主题类归、可听宜诵和实用至上的基本原则，编选者既要融入时代主潮让选本契合时宜，又要满足诗朗诵爱好者的实际需求精选适宜朗诵的诗歌，同时还要拥有超越时代的眼光来辨识与推介经典。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选家打开思维，凝聚共识，积淀涵养，精心遴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自媒体的崛起，线上与线下举办的各类诗朗诵活动异常活跃，喜马拉雅、懒人听书、朗诵网等各类有声阅读平台催生了大量新朗诵诗和诗朗诵的音视频，这无疑增加了朗诵诗选本经典遴选的广度。期待编者真正摆脱“穿新鞋走旧路”的窠臼，在守正与创新中编选一部经得起时间淘洗的、别开生面的百年朗诵诗经典选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朗诵诗与诗朗诵史料整理与研究”（20XZW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龙岩学院师范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