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朱泓先生经历了“上山下乡”，曾担任中小学代课老师，这对他日后从事教师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返城后，他做过装卸工，锻炼了强健的体魄。后进入吉林省卫生学校学习和教学，其间担任过人体形态学、人体生理学教师，并赴白求恩医科大学（今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进修病理解剖学。这些都为他后来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1978年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深受时任教研室主任张忠培先生和副主任林沄先生的影响，顺利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1983年，朱泓先生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委托四川大学主办的全国考古专业体质人类学培训班，接受体质人类学的系统培训。后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修，师从潘其风先生继续学习体质人类学。1985年组建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开始收集整理古代人骨资料，至今已收集人骨标本2万余例。1993年出版我国第一部体质人类学专业教材《体质人类学》。

　　治学精神

　　朱泓先生从事教学、治学、科研、管理工作近40年，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也形成了独特的治学理念。

　　朱先生治学注重理论创新，注重吸收国外人类学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牢牢把握国际学术前沿和热点。同时，根据我国的学科特点，他将人种学研究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有机结合，特别是在我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的匈奴、东胡、鲜卑、靺鞨、契丹、蒙古等古代人群的人种学研究，以及中国古人种学研究理论构架与方法论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

　　朱先生治学注重学术与社会意义的结合，特别是对中国古今人群种系源流方面的探索，旨在全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和动力，对提升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在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制方面，他先后为吉林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和教授“体质人类学”“人体形态学”“人体测量学”“古病理学”“古人类学”“人类起源论”“人种学”“中国人种史概论”及“中国古代人种研究”等多门特色课程。在这一领域的教学方面，吉林大学已独具特色。2004年，朱先生编著的《体质人类学》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部体质人类学统编教科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朱先生一贯注重人才培养。他先后培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50余人，为我国打造出一支高素质、年轻化的体质人类学学术队伍，其中一部分已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教学、科研领域的骨干力量。

　　他和他的研究团队特别注重与国内外同行学者、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现已完成近百项关于古人骨现场鉴定、室内人骨整理以及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的任务，先后与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建立了长期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体质人类学的国际影响力。吉林大学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重镇。

　　1998年，在他的努力下，吉林大学建立了中国考古界第一个古DNA专业实验室，填补了当时国内学术界古DNA研究的空白。20多年来，该实验室在科学研究、理论创新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分子考古学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同时，该实验室与国内外古DNA实验室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和交流，在世界上也有相当知名度。“十二五”期间，朱先生倡议吉林大学构建生物考古学学科。2013年，吉林大学—西蒙菲莎大学生物考古联合实验室正式挂牌成立。

　　在他及各方努力下，1999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成立，并于次年成功入选“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由他组织筹划并担任主任的“吉林大学中国边疆史地创新基地”，被确定为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8年，他和他的团队与地学部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联合申报的“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被教育部批准成立。2013年，吉林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建了“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成为“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此外，在朱先生与考古界前辈共同努力下，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考古学调整为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的一级学科，这标志着考古学的稳步发展得到了学界肯定。

　　在他的组织策划下，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在吉林大学成立。专委会成员涵盖了中国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骨骼病理学、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等多个领域和学科前沿的年轻学者。专委会先后召开了四届学术会议，极大推动了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发展。

　　学术思想

　　朱先生建立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古人种学研究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学者在进行古代人种问题研究时，方法论方面主要受苏联学术界的影响，甚至在确定种族类型时的具体对照标准，都一直采用苏联学者所制定的现代人种变异范围。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用现代人的分类法去套古代人，其结果往往会造成许多误解，进而以为某某古代民族中含有现代若干区域性人种的多种因素，似乎在当时就已存在很明显的现代各人种成分的混杂现象。

　　后来，有学者根据出土人骨资料，把中国古代人群分为北方类型和南方类型，有的还分为“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百越集团”等。朱先生受到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关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启发，在20世纪90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古代人群的分类体系，将中国古代人群分为“古东北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古中原类型”“古华南类型”和“古蒙古高原类型”等。这是目前最为科学、系统的分类体系，时至今日，这个分类体系仍然指导着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实践中，他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即人类学研究除了传统的形态学研究之外，还需要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与考古背景、出土物、墓葬形制等相联系，寻求考古学现象背后的人类学信息，同时利用人类学研究成果辅助考古学研究。例如，朱先生在其《内蒙古凉城东周时期墓葬人骨研究》中打破以往此类研究的惯例，对同一时期、同一墓地里埋葬的古代居民，首先按经济生活方式进行分类，然后再分别分析其各自所属种族类型，成功地对该墓区东周时期共同使用同一片墓地的牧业民族和农业民族，在人种构成方面的异同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朱先生注重历史时期人骨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并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他认为，史前时期诸考古学遗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且无文献资料信息可以参考，所以这种由零星的早期材料入手进行研究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弊端。在探讨古代居民的种系源流的时候，时代较晚的材料反而更具重要意义。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研究思路：在运用人种学的材料来探讨古代居民的族属问题时，最稳妥的方法应是从已知推未知，即从已确定族属或已基本上确定族属的某一考古学文化的资料出发，通过对该文化居民的人种学研究，建立起一个或若干个古代民族的人种学坐标。然后再结合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以及古代文献记载中，有关族属源流方面的发展线索，对那些未确定族属的考古学文化居民进行人种成分分析。最后从人种学的角度，提出关于该文化居民族属的参考意见。本着这种学术思想，朱先生多年来特别注重从那些年代较晚、族属比较明确的资料入手，建立古代民族的人种学坐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比如对契丹族、鲜卑族、靺鞨族和东胡等北方古代民族的人种研究。

　　朱先生非常注重多学科整合研究，在他的呼吁和支持下，吉林大学的科技考古研究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同位素研究等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中，朱先生充分整合各领域研究成果，对蒙古族源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朱先生的人类学研究领域非常宽广，除了传统的形态学研究外，他还是最早从事牙齿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同时，由于他有从医的经历，在骨骼病理学的研究方面起步早，也成为吉林大学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特色之一。他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骨骼变异研究、头骨小变异研究、肢骨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

　　朱先生学术视野开阔，紧跟国际学术前沿。他很早就意识到骨骼研究的全面性和专题性，在生存压力对骨骼的影响、生物考古学、统计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方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鼓励学生从事相关研究。2002年以来，他带领的团队率先开展计算机模拟三维容貌复原技术的研究，成功地对北京老山汉墓、江苏泗水王墓、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广西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出土的古人类颅骨以及新疆地区出土干尸进行了三维容貌复原。

　　多年来，他注重文理交叉、相互渗透，通过学科重组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先后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国家文物局专题项目20余项，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

　　先生之学，泓涵演迤；先生之才，恢宏壮阔；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