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在清朝盛世时期南巡，时间分别是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十三日至五月初四日、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乾隆南巡对于当时的国家治理特别是治河修塘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其负面影响也很严重。南巡势必劳民伤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第四次南巡以后，山东爆发王伦起义。第六次南巡十几年以后，则兴起了更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因此，清朝的社会危机慢慢趋于严重。

 

　　乾隆南巡以治河为要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黄河决堤改道，经开封附近的黄陵岗折向东南进入江苏，经过邳县、徐州、宿迁至清口，汇合淮河入海。由此，黄河的祸患连及三河，使被夺入海口的淮河以及经过徐州、淮安、扬州的大运河都受到牵连，开启了此后六百多年的夺淮入海，黄河中下游一带形势非常严峻。

 

　　乾隆南巡，治河是第一要务，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仅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就达400余万两。乾隆在治河过程中，注重实地考察，认为“奏牍批答，自不如亲临相度，得以随处指示”，强调“河不可不治，而无循其虚名；工不可不兴，而必归于实用”。他尤其注意抓重点地段工程，统筹规划，综合治理；把有关河工事务分派各大臣专管，抓紧时间和机遇；实行河堤制度化管理，按州县疆界，划分汛地，落实到人。乾隆大兴河工，主要有两大工程：一是在第三次南巡期间，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受水淹。二是在乾隆四十一年，改迁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解决了倒灌之患。至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底，济宁以南运河堤埝、闸坝等工程也全部完竣，共计修复官堤51817丈，两岸民埝统归官办，计长14563丈。又修复大闸24座、单闸19座、桥2座、滚水坝2座、水口裹头42座、泄水涵洞12座。所有工程一律坚实，不但纤路通行无阻，而且沿河从前遭遇水灾的居民也都可以力作自给。

 

　　乾隆南巡还修建了浙江海塘工程。海塘是人工修建的挡潮堤坝，浙江省自仁和县乌龙庙至江苏省金山界，长37200余丈。浙江地方因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江而上，声势猛险，破坏力大。海塘工程包括坦水，是海塘附属工程，位于海塘迎水面，防止海塘基础被冲刷。乾隆南巡期间，一是亲到海平尖山勘察，在老盐仓一带，命地方官员对旧柴塘4200余丈定时修缮，加固塘根，置坦水石篓，以确保安全；还把尖山、塔山之间关键地方的海塘所有石坝都改筑条石。二是对海宁绕城大石塘530余丈填建了条石坦水，保证海宁不受海潮侵袭。三是命在老盐仓一带的柴塘内添筑石塘4000余丈，以确保长久安全。四是到海宁阅视竣工的海塘时，又命添筑迤南一带的石塘。乾隆南巡多次修筑海塘工程，“易土塘为石塘，更民修为官修，巨工累作，力求巩固，滨海生灵，始获乐利”。

 

　　除治河与修建海塘工程外，乾隆南巡在促进南方经济文化发展和南北方文化交流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乾隆南巡劳民伤财

　　乾隆南巡的负面作用非常明显，他晚年对身边大臣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乾隆南巡劳民伤财有多方面表现。

 

　　一是准备阶段动用物资丰厚。以第一次南巡为例，浙江省准备铸钱用的滇铜140余万斤，新旧积存余钱10万余串，尽可为赏赉充售之用。截留漕米15万石，各帮粮船118只，以便粜用充裕，民食有资。两淮盐政将盐觔预运40万引，以资接济。将天津预备船内翔凤艇等驾赴宿迁，以备乘用。御道两旁俱安设围站兵丁，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临时禁遏人舟。每大臣1员，马5匹；章京侍卫1员，马3匹；护军、紧要执事人等，马2匹；余每2人马3匹，合计需马6690余匹。除装载物件便民船25只外，沙飞、马溜船440只。

 

　　二是南巡队伍庞大。除乾隆外，皇太后、皇后、嫔妃同行，另有众多扈从官兵，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监侍卫，多达2500余人。走江南水道时，御用拉纤兵丁3600人。除御舟安福舻、翔凤艇、湖船、扑拉船等大船，以及装载乾隆什用等物的船只外，还有御前大臣、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船，载御马船，上驷院侍卫、官员批本奏事军机处、侍卫处、内阁、兵部官员船，随从驼只和牛羊船等。其中，牛羊船载茶房所用乳牛35头，膳房所用牛300只。

 

　　三是御道和行宫建置规格高。乾隆南巡御道有三种规格：头等御道用带有花纹的砖砌成，一般用于南方城市的重要地段。次等御道用石板，由石片呈佛珠状排列筑成，宽约一米，每隔十米左右就嵌有古朴的吉祥图案，如麒麟、蝙蝠、双钱、宝瓶等，多用于江南景区上方山、灵岩山、天平山等山路。差等御道用土铺垫，要求碾压坚实、平整。为了南巡，乾隆在江南修建了许多行宫。这些行宫或建在山光水色、美不胜收之地，或建在地势较高、视野开阔处。行宫内各种建筑俱全，如高旻寺行宫，有前、中、后三殿，包括茶膳房、西配房、画房、西套房、桥亭、戏台、看戏厅、闸口亭、亭廊房、歇山楼、石板房、箭厅、丸子亭、卧碑亭、歇山门、右朝房、垂花门、后照房等，亭台楼阁几百间。行宫内陈列的多是乾隆喜欢的珍品。如果走水路，则停码头。码头距府州县城门大多在一二里或三四里内。码头大营50丈，皇太后大营25丈。居住船上备带三丈四方帐房1架，耳房帐房1架，在码头支盖，清早拆卸。码头例铺棕毯，不准红、黄等毡。

 

　　四是饮食讲究。乾隆巡幸中的生活几乎与宫中无异，每日茶房用几十头乳牛，膳房用几百头牛和羊。随行官员的饮食也很丰盛。据有关史书记载，有的官员是五簋碗10件：燕窝鸡丝汤、海参汇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汇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锤、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也有的官员是洋碟20件，热吃劝酒20味，小菜碟20件，枯果10彻桌，鲜果10彻桌，即所谓的“满汉席”。八旗随从官、禁卫以及有关人员的饮食，有的是奶子茶、水母脍、鱼生面、红白猪肉、火烧小猪子、火烧鹅、硬面饽饽，也有的是奶子饼酒、醋燎毛大猪大羊、肉片子、肉饼儿。

 

　　五是地方官准备周全而奇特。扬州恩奉院是乾隆南巡随从人员住宿地，四围廊房内建官房数十间，以供随营管领关防住宿，空地屯随从官兵、执事人等。园后空地，周围木栅养马。中建黄木栅，为御马厂。四围栏绿旗各标营马4000匹，由武弁守卫。随从驼只另立木栅，名为“骆驼营”。北郊有许多空地，预备随营官兵施帐房布罩，立风旗识别，掘地为土灶。在接待过程中，地方官奇思妙想，弄虚作假，一味迎合。“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比，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

 

　　六是乾隆南巡接送规定详尽，涉及人员众多。乾隆出巡所过地方，鸿胪寺官先期传知百里以内地方官率本地乡绅士民迎于十里之外；本地镇守满汉官军整队伍，亦于十里外恭迎候驾，跪迎跪送。村镇民妇也要跪伏瞻仰圣容，应回避时，令男子退出村内，不禁妇女，经常是“老稚扶携，动盈千万，越阡度陌，不无践踏”。 

 

　　农民起义预示风暴来临

　　与乾隆南巡过度靡费相对应，则是山东、江苏、浙江人民群众尤其是灾民生活困苦。乾隆南巡期间，“府州县官，私派侵取，馈送上司”“以致民生失所”的现象更为严重。早在康熙南巡时，“自泰安州，见新泰、蒙阴、沂州、郯城等处城郭乡村，黎民被灾甚苦”。经过泰安、新泰、蒙阴、沂州、郯城等州县，见“百姓受灾甚苦，面有菜色，衣衫褴褛”，“夹道叩阍者甚众”。乾隆年间，灾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徐州一带经常被水歉收，“贫民多有行至河南商邱、虞城，山东曹、单等县地方谋食者”。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乾隆第二次南巡回銮经过徐州时，“所过桃源、宿迁、邳州、睢宁诸州县，鹑衣鹄面，相望于道”。

 

　　乾隆南巡激化了经过地区的阶级矛盾，引发了广大农民的反抗斗争。在山东、江苏、浙江，农民抗租、争田、夺粮、抗粮、反科派斗争不断发生，最终导致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起义。乾隆二十三年秋，江苏崇明县向化镇地方，因为租佃矛盾，致使佃户抗租，烧毁了租户的草房。县官及营弁前往查拿，有乡民“夥聚多人，执持竹篙拒捕，殴伤兵役”。乾隆三十一年正月，浙江斳县所属吴家山岙地方，吴卜元等人组织了武装起义。吴卜元及吴有功、张本基等组织数十人，在山里制造刀剑等兵器，又制作了准备起义的黄绢旗、黑绢里黄纸面旗，旗上写有反清的字样。起义者还在网巾和毡帽上贴了一个“明”字。当官兵前来围捕时，起义民众“持械拒敌，砍伤捕役，戮伤兵丁”。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遭灾歉收，地方官横征暴敛，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王伦趁机利用清水教组织教徒准备在当年秋天起事，任命了军师、元帅、总兵等官职。后因起义时间泄露，寿张县官府派兵剿捕，不得不提前在八月起义，参加者达四千余人。王伦率起义军头裹白巾，手持大刀、长枪，攻入寿张县城，杀死知县沈齐义，九月初二攻破阳谷，初四又据堂邑。起义军将库存银两搜获，释放监犯，得到民众拥护，队伍扩大，声威大震，先后击破兖州总兵惟一和山东巡抚徐绩的围剿，北上直逼临清。临清是南北水路交通枢纽，乾隆南巡必经之地。乾隆遂派大学士舒赫德为钦差大臣，特选健锐、火器二营禁卫军一千名，由额驸拉旺多尔济、都御史阿思哈率领，赶赴临清。九月下旬，清军大队人马聚集，起义军被包围在临清旧城。乾隆又命直隶总督周元理、河道总督姚立德等派兵前往援助。起义军英勇抗击，用刀剑等简陋武器与拥有鸟枪等优势火器的清军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王伦举火自焚，余众或战死，或被俘后遭杀害。王伦起义发生在乾隆南巡必经之地，参加者数千人，历时近一个月，它预示着更大规模农民起义风暴的来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外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