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层出不穷，新方法和新视角的引入，使我们得以重绘丝绸之路作为博物之学与方术实践的生成与衍变的场域而呈现的世界图景。将“书”与“物”视为物象原境、文化表征、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的“统一场”，借由出土文献、考古文物与传世史志、域外典籍、艺术作品的互相发明，重构传统知识的幻化诸相，反观知识建构与器物形式、书写行为、仪式空间、术数实践之间的关系，发掘知识—信仰传统的深层构造和多维指涉，并从“术”的层面重绘不同文明间的接触、汲取、交融与再创制的文化景观，建立起“博物、方术、空间”相融合的研究范式，不仅可以在方法论上开拓丝绸之路研究的新面相，而且能为从多元信仰—文明融摄的角度探究民生宗教的特性提供新的取径。
透过方术看世界史
所谓人形，特指一类解除方术“法器”：由木料削刻而成，上部以刀刻成人面状，或用墨笔（或朱笔）勾勒画作人面，通常具有典型的胡人面貌特征，下端削成楔子形状，以便插入土中，也有身首俱备如木俑者。部分人形胸腹上，有墨书或朱书汉文“代人”二字，背面有朱书粟特文。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长城遗址最早发现此类木制小型物件，对此大惑不解。他在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中如此描述：“形状奇特的尖形木器，这种器物在长城沿线的其他地方也出土甚多。但是其用途尚不明了……从其末端的磨损情况来看，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它们是楔入地面的；但是，如果真的要用作帐篷楔子，显然又不够结实，尤其是在一个遭受如此暴风的地域中。”此后，在居延、武威、敦煌、高台、吐鲁番、楼兰等地的烽燧、石窟和墓葬中，陆续出土了大量此类物件，而学术界对其性质和功能始终未有合理解释。
笔者曾提出一个基本解释：人形是古代方术的一大类型，植根于植物崇拜和驱魔信仰，并且与解土、镇墓方术有着共同的渊源。将人形插入土中，目的是为了驱除入侵者，无论是寇敌还是精魅。它在中古时代，用来替亡人领受罪厄罚谪，为生者解除殃祸注咎，同时还具有辟邪禳祓的功能，保护墓葬或居所，因而又增添了浓厚的解除方术色彩。这一方术沿着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流布于整个欧亚，并且表现出与原始巫术、偶像崇拜以及道教解注术糅合的倾向，在信仰世界里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影响。
丝绸之路研究往往聚焦于外来文明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物质、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东西文化交流，甚少及于方术。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表明，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方术之路。透过方术看世界史，谛观方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东西流转、衍化变迁和互动交融，前所未见的世界图景逐渐显露真容。
超越物质性与文本性
“文献”本应赅括一切记录“知识”的载体，但在当下历史研究中，文献和器物依然处于离散状态：一方面器物研究非常匮乏，且往往囿于物质文化史与艺术史研究的理路；另一方面便是所谓“以图证史”，其实是将图像当作另一种文献，本质上依然是文本研究。我们亟需超越文本性和物质性，从历史原境和使用实践求解，在知识—信仰—制度整体上思考文献与器物在历史语境中的旨趣，建立研究范式的博物学进路。考察知识建构与物质形态、仪式时空、信仰实践之间的关系，建立器用结构与知识体系、社会生活的关联，进而发掘知识—信仰传统生成与构造的深层内涵。从知识体系和行为过程的构建，重新认识博物学作为一种体认世界的思维方式，在社会、思想和文明史上的意义，并沟通文字材料、图像资料和器物场域，进行会通式研究。
器物研究应重视“物的历史原境”，不能将器物和相关文献从原境中剥离出来进行单向度研究，同时应从行为主体和使用实践出发分析其功能性意义。以斯坦因所获人形为例，除了考察原物之外，还必须在总体上观照发掘点分布地图、遗址平面图、出土环境和遗存的文字描述、文物清单、图表，斯坦因考古探险档案中的手稿、日记、书信、植物标本，以及出土人形的遗址和正在进行发掘场景的照片。这对于我们解读人形的性质、制作意图、行为过程和使用方式，具有“全景深”意义。
器物研究首先要克服的是文本崇拜，即将任何器物均视为文字性材料，或者只关注文字部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编号为Or.8211/412的人形，出土于敦煌附近的长城遗址。由于被误作有字的汉简，该人形遂被当作文献，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学者大庭修在《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中释读为“单袭廿□绖廿”，并且注解说：与交付衣服有关的札。其实，这是把人形的点划都误为文字而强作解释。器物研究还应当注重物质材料来源和制作过程的追溯，同时避免将文字材料仅作为文本来分析的倾向。2016年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中，有一件编号为73EJT31:55的木牍，释文表明这是一件符传文书，古文字、简牍学和制度史研究者关注的是其内容，笔者却发现这根使用过的符传被削成了人形：上部砍削成人首状，墨绘人面和躯干，背面则是原符传文字。由此可见，利用作废的官文书制作人形，是其主要材料来源之一，而其生产和使用是受到官方支持的“兵阴阳”（军事巫术）说，也获得了有力的证据。早年，Bo Sommarstrom在居延考古报告中，提及不少被认为是人形半成品的木质材料。我们据以推断，这些人形当时必定批量制造，且实际使用量具备相当规模。至此，这一看法终获新旧出土史料互证。
我们还应看到表面上不同性质的文献与器物之间的功能性关联。之前，对人形功能的理解是并行的单向解除：为生人辟邪，替死者“承负”。通过对甘肃高台魏晋墓葬的实地考察和出土冥婚文书、人形实物的勘验，终于领悟到其中的症结所在仍是汉代以来一直流行的生死异路的观念内核。高台骆驼城98-6墓出土的冥婚文书，不仅为研究中国古代冥婚现象和背后的宗教观念提供了新线索，而且为理解墓葬文献和生死信仰贡献了“密钥”。文书中有几句至关重要的表述：“千秋万岁，不得犯害家人。生死异路，各有城郭，生人前行，死人却略，生人上台，死人深藏埋，生人富贵，死人日远。自今相配合，千秋万岁之后不得还反。”此类强调“生死异路”的文句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买地券、镇墓文中也经常出现，其主要意图是隔绝生死和为生人除殃。联系新获吐鲁番人形，更加认识到人形的功能一方面是辟除一切不祥，另一方面也是隔绝阴阳，将死者“囚禁”于身后世界之内，以免为害生人。
对器物材料的利用和功能性分析，还应重视器物的位置、在空间中和其他物事、背景的整体关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36件桃木人形，发掘报告称为“辟邪木俑”。这些桃人共同组成了戒备森严的“集团军”，守护且禁锢棺木中的主人，这就是他们的双重使命。
古代世界关于空间和边界的观念，以及器物在空间中的“位置意义”和“文化想像”，值得深入探索。长城固然是军事设施，同样也是一种建筑，可以看作是物理和心理上的空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士制作大量人形，“排兵布阵”，企图借这种神秘的力量驱除来犯之敌，等于在实存的长城之上再构筑起一道“方术长城”，制造出“力量空间”。器物在构筑神圣界域中的阀限功能，表明“神器”绝非“形而下”的物件，而是“空间”的塑造者。
从文明融摄观照民生宗教
敦煌莫高窟北区B228石窟出土松人三枚，因窟中出土《河西大凉国安乐三年（619）郭方随葬衣物疏》、人骨架及其他随葬品，考古工作者认为，此窟开凿的目的是专门为了瘗埋死者。衣物疏高度杂糅不同时期生死观、葬仪、道释、方术，呈现出民生宗教自然生长的奇异景象。衣物疏是从战国以来记录随葬品清单的遣策发展而来，用以保障亡灵在冥界通行、居留和占有财物的权利凭证，本身是一种源自简牍官文书传统的仪式性文本。生属泰山，死归蒿里，是东汉以前关于死后世界的传统观念，7世纪早已淡出，仍如活化石般毫无违和地出现于文中。生前于窟中修行，死后瘗埋窟中，确为佛教徒常见做法。然死者郭方虽自命为虔诚的佛弟子，祈愿的神灵既包括道教系的太山府君、五道大神，又包括佛教十王系统的阎罗王。咒愿词既有出自佛经的“破如诃梨树枝”，又有被认为是经典道教符咒的“急急如律令”。然而最堪留意者尚不止于此，文中赫然标明施术者为戒师兼咒愿师元达和忏师僧生，表明这种融通工作实由佛教师僧操作完成。人形是否也是由元达制作并安置于石窟墓中，我们不得而知，若然，则元达为集佛僧与方士为一身的施术者。这无疑是极为惊人的发现。
吐鲁番哈喇和卓十六国高昌郡至阚氏高昌时期墓葬出土的17件人形，清晰地用墨书或朱书汉文“代人”二字，部分背面有朱书粟特文字母。吉田丰认为粟特文不是“代人”一词的拼写，而是“石”字，但与正面的“代人”是何关系，尚不清楚。令人困惑的是，粟特文的字体年代似乎较晚，不像是5世纪的东西，与墓葬年代相距较远。如果吉田丰的解读无误，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石”有可能就是指木牌所代厄的石姓粟特人，也就是墓主，即与阿斯塔那出土人形身上所书“此是麴仓督身”类似。
尽管语文学研究尚存疑问，仍不妨碍我们对施术者做出推测：很有可能是浸淫汉文化较深的粟特人后裔，由于母语能力下降，导致书写不规范，显得字体古怪。当然，汉人学习粟特文不到家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不论书写者为汉人还是粟特人，双语人形的存在表明人形方术和关联丧葬习俗已渗透到西域高昌粟特聚落中，施术者和信受者可能都是华化粟特人，此足为东西文明交往的方术世界图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史料的涌现，得以不断激发“反思”。表面上似乎有些另类的研究，对于重建方术的世界史，探究古代欧亚文明的思想和宗教的丰富内涵以及文明之间的环流与共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有助于我们从精神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为文明在互动中演进提供了新的范例。范式转换的自觉意识，对基底性问题的持续关注，在方法论上不懈探究的过程，无疑比简单的结论更有意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