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综述或学术评论，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事无巨细的分类概括，一种是特定视角下的烛照。前者像超市商品陈列，货柜线索并不重要；后者像体验店，线索清晰，有些精品却可能被放在角落甚至被忽略。本文意在从学科自主性的角度，综述与评论2021年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状况。

　　任何知识都是超越性与在地性的辩证统一。超越性来自人及其组织化的类本质，在地性来自不同地域共同体在不同时代的“历史—社会—文化”结构的强制。政治知识的超越性与在地性并非天然依偎。毋宁说，它们始终处于调适性变动之中，在古今、内外、经验与理念的比较性纠葛中踉跄前行。作为政治知识的系统性、专业化研究，政治学的学科自主，亦是对上述认知的探索、调适与塑造。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源自哪里？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些根本性问题，决定着学科自主性的进程。

　　整体来说，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已经从前些年的可能性探讨、本土化呼吁，发展到研究领域开发的分化重组、社会科学化探索以及建制性概念的出现。

　　2021年，政治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的持续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潮流。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研究趋势的集中代表，它们以发现和阐释“中国性”（Chineseness）为己任，是一种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根本性方法论的转型。不同的是，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来自对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检讨，转而选择了一条着眼于从现代回望历史、从历史中寻求现代中国发展资源的分析路径；田野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则直接来自当代田野（尤其是乡村经验），在研究过程中试图通过回望历史遗产而寻求解释。二者问题意识的缘起不同，却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转向历史。2021年，二者的研究进展在于：历史政治学从纲领发布向中层研究下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及其他研究组织的数场研讨会或工作坊中（如“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复兴暨‘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四届年会”“‘家—国’关系与国家理论再思”“‘家与国’专题研讨会”），议题主旨与参会论文都下沉到中层研究对象。这一方面充实了历史政治学的实证领域，另一方面为中国传统政治研究打开了一条社会科学化的道路。田野政治学则在保持中层田野（如“家户制”“祖赋人权”“小农国家”）的基础上，逐渐上升凝练为中层研究之上的理论抽象，徐勇教授的《田野政治学的构建》正是此维度的努力。此外，作为历史政治学的延伸，杨光斌教授将前些年呼吁的世界政治学从论文衍展成专著，《世界政治理论》试图更全面地建构世界政治学的学科蓝图。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自主性进化到研究领域开发的分化重组阶段。所谓的研究领域，意谓研究对象，或者说这些经验现象、经验领域进入政治学的学科探照灯之下。在“中国经验”的富矿中，无论是时间维度的当代田野与历史经验，还是横向领域的国家治理、地方（地区、社区、乡村）经验、政党与党建（使命型政党）、民族与边疆、政商关系、政策机制（文件政治、精准扶贫、项目制）等，都使经验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些议题的推进，并非起自2021年，学术脉络也并不因自然年份而被斩断，甚至在“国家治理”的议题框架下，已经延续了近十年时间。2021年的变化在于，更多的政治学研究者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加盟到政治学研究队伍之中，形成以政治学为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联盟。例如，政治社会学向政治学（治理的权力分析）靠拢，民族学与边疆史研究向政治学（以云南大学周平教授为中心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建构研究）转型。此外，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和燕继荣教授领衔的“国家治理”国际研讨会系列，更是将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等非传统的政治研究领域纳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范围，政治社会学的社会科学化原则被带入“国家治理”的经验认知中，逐渐从经验描述与中层分析走向规范化的理论建构与解释，“国家治理”的范式意义日渐凸显。

　　从研究领域的扩展与研究对象的描摹，到政治学所享有的社会科学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之间仍有漫长的过渡地带。2021年的政治学界在此过渡地带上进行了更多尝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化更注重从经验发现中寻求变量间的因果解释，而不单单是像史学一样依赖于自明的时间线索去描述经验，也不像规范研究一样进行观念演绎或解读。以此而论，传统中国有发达的政治思想研究，但是缺乏因果分析主导的社会科学化研究。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取向，使当代的传统中国研究逐渐区别于以往占主流的文化研究取向，这一方面反映了政治学的学科思维整合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治学作为现代学科的自主性。上述观察体现在一系列融合了古今中外比较视野、社会科学因果解释甚至定量史学研究技巧的论文与著作中，这些研究成果从中层理论的角度推进了中国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化。例如，周光辉讨论了荒政、教化、体制变革与“国家韧性”在传统中国的实践；叶成城以汉末与后罗马为例，分析了等级制度崩溃后，高强度的行为体竞争均会发生朝向主权国家的趋同演化；应星从传统中国的“经史”概念出发，建构了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新经史系统，并强调理论自觉在经验研究中的重要性；左才、曾庆捷与王中原合著的《告别贫困：精准扶贫的制度密码》则将精准扶贫的政策经验纳入制度分析的政治学范畴之中。

　　学科自主的结晶是建制性概念。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自主性，经历了前期的取经、晚近的呼吁，乃至当下逐渐有建制性概念的出现。建制性概念意味着将中国经验上升到概念抽象，同时又使此种概念能够对接国际政治学界的基础性理论。近些年，中国政治学界已经发展出众多建制性概念。2021年的发展在于一些概念的学术性与规范化得到了强化，甚至形成了理论化的形态。例如，陈明明教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政府原理的中国逻辑》虽然是近年来一系列论文的扩展，但是著作的论证体量使其概念阐释具有了理论化的色彩。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这本著作将中国政治学的政府原理概括为代表制政府理论，其下位概念包括集权政府（与西方的分权政府相对）、有效政府（与西方的有限政府相对），以及作为代表制政府内核的民主集中制。这些概念与观点在政治学界（如王绍光以代表制民主概念审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原理；杨光斌、郭定平、贺东航、唐亚林等从政党中心观阐释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时有表述，但将之形成一套有层次序列而相互支撑的概念体系，充分运用思想史、社会政治史（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政治分析等多学科文献进行阐释，形成一个严谨、周全而贯通的理论体系，却是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与理论创造的一个重要标志。

　　出于学科惯性，中国政治学研究在下列议题上持续推进。第一，俞可平领衔主编的《政治通鉴》第一卷出版后，引发十一位学者的对谈，将《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的基础研究联系起来，表达了构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愿景。第二，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主办了六期“人民民主公开课”，延续了百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认知，多层次、多角度地解读与反思了古今中外的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尤其是中国民主的历史与经验。第三，技术政治学（类似还有“信息政治学”等称谓）得到发展，或是从政治哲学角度讨论技术对政治与人类生活的影响与后果，或是从社会科学甚至政策科学角度讨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运用。第四，在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王正绪、耿曙和唐世平带领一批青年海归政治学者编撰了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比较政治学》，唐世平将多年来“社会科学研究设计”课程的教学经验，浓缩成一本《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继续推进中国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化与专业化研究水平。第五，全过程人民民主议题进一步学术化。此命题自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以来，得到了政治学界的呼应。2021年，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举办了许多研讨会，共同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所蕴含的民主政治普遍性与独特贡献。

　　2020年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出愿景，“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相对于理论渴望，更重要的是问题意识。“问题是理论之树的根脉”！只有建立了“何为中国”的问题意识，形成了中国政治学学科自主的认知，中国政治学才能开出“理论的花朵”，并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