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外部世界现当代文化的五光十色、丰富多彩、新锐特异一无所知，那么，面对日丹诺夫论断所造成的现当代文化的空白与荒漠，我也会安之若素。然而，我毕竟还拥有一扇向外部世界远眺的窗口，那是我的学科、职业与工作单位所赋予我的。这个单位拥有卷帙浩繁的图书资料，所藏的大量外文报纸杂志、图书在当时算得上是居全国之首，仅以法文的文化学术报刊来说，就有将近二十种，至于西方现当代的文学名著经典，更是应有尽有。多年之中，这个图书馆直接开架的书库与报刊阅览室，正是我几乎每天都流连忘返的地方。从这里，我一次一次抱出一摞一摞的经典名著回去“饱餐”。我确认了20世纪文学艺术在规模、分量、深度、价值与意义上，丝毫并不逊于西欧古典文学艺术。于是，我对日丹诺夫论断很不以为然了，早就生出了要“揭竿而起”、挑战出击的“反骨”。只要日丹诺夫论断之剑仍然高悬，我就会丧失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空间，眼睁睁望着20世纪这一大片高远深邃的蓝天而不敢飞近。如今又有了用“实践”这把尺子来衡量真理的“大环境”，使我从这场大讨论一开始就感奋而起。

　　起事操什么语言、持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操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带有学术色彩的理论语言，持堂堂正正的立场，即维护“无产阶级继承人类优秀文化事业”的立场，采取“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态度，甚至是“进谏性”的态度，既敢于讲明确抗衡、有力冲撞日丹诺夫论断的话，做到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又不要忘乎所以、失于过激与张狂。

　　“揭竿而起”要采取什么行动方式？很明确，我想作出一篇颇有规模的“大论文”，公开以“重新评价”为旗号，其实就是作一篇直接针对日丹诺夫论断、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翻案的大文章，争取发表并尽可能搞出“大动静”来。同时，在自己准备就绪、出手动作之前切忌“雷声大、雨点小”，最好是采取“兵出斜谷”的策略。

　　我几乎是从“东风初起”之时就着手作这篇文章了，逐渐勾画出文章的轮廓，确立了立论与观点，拟出了逻辑与提纲，搜集、查阅了各种例证与资料，并不断加以补充与完善……整个夏天，我全力以赴而又不动声色地在做这些事。说实话，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些时候，显然，我不可能在大报刊上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甚至也不可能在有较高地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其间，我不免想到了自己正受命负责筹建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以下简称《集刊》），这无疑是个好地方，而且可以一举两得，既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也可以使刚诞生的《集刊》有一个轰动性的议题，造成影响。然而，我几乎同时就感到这样做会有“以权谋私”之嫌。不过，我想，如果先在《集刊》上组织一场“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讨论与笔谈，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于是，我一开始就正式而高调地打出了“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旗号。说实话，我组织这次“重新评价”的行为，既有“用尽心机”的谨慎，也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动机与“自行其是”的痛快，而这，实与我当时获得了一个十分方便的施展平台有关。

　　到了1978年盛夏，我基本上完成了两件事。一是为向日丹诺夫“揭竿而起”草拟了一篇“檄文”，或者说是“檄文”的大纲与细则，是我所依据的“纲领”。二是征集、组织了一支“重新评价”的队伍。当然，实在不能说这就是要“揭竿而起”的“突击队”，因为，每个答应写笔谈文章的人都有自己的讲究与分寸，毕竟都是有头脑、有主见的学人，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而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事实也的确如此，《集刊》上的笔谈，并没有起到一种“冲锋队”“突击队”的作用，而只起了一种敲边鼓、助声势的作用。

　　8月的一天，所长冯至召我去所长办公室。那是在原来学部大院老四号楼西头的一个小房间。那天冯至给我下达工作指令。简而言之，内容是这样的：在中宣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由外国文学研究所出面，准备10月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并借此成立全国性的外国文学学会，大会上需要有一个重点的学术发言，所领导因为知道我近期对20世纪西方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已经做了些研究，并且有实实在在的准备，所以要我就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做个“重点发言”。既然是“重点发言”，当然可以讲得“充分些”，时间“也可以长一些”……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大会上做重要学术发言，而且是由主办单位推荐安排的，这简直就是破格重用，真是天大的喜事，这在学术地位上意味着什么，在学术前途上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从冯至那里得到“将令”之后，在广州会议之前的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全力以赴，紧张地投入了“备战”。虽然已经准备好了一份“重新评价”的草稿，但我还得再深入仔细地推敲论点，拿捏分寸，补充例证，开掘深度，增添思想火花，还得把一篇已初步成型的“文章稿”修改为一篇演讲稿。因为，我生来有点讷于言，缺乏出口成章的才能，也没有记诵在心、讲起来滔滔不绝的本领，我在讲述中往往要借助某种提示才能一气呵成。于是，我又把整个演讲稿做成卡片以便于在讲台上自我提示。

　　完成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总算把心放了下来。为了到时候能做到熟能生巧，我私下里又自演自讲了两三次，这还不够，出发到广州去之前，我又做了一次“实战演习”，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主任朱虹的安排下，我为该系硕士研究生做了一次“20世纪西方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问题”的学术报告。在整个报告的过程中，他们听得很专注。报告结束后至少有好几位上来表示赞赏、认同。从这次预演中，我进一步有了底气，有了自信，剩下的事就只有——到广州去！

　　会议开得很隆重。虽说是由外国文学研究所出面，但上有中宣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从旁又有作家协会、外文局、各出版单位，以及各重点大学的有关院系的协作，所以主办单位与协作单位阵容强大。

　　会议规模甚大，与会者有三百人之多。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很多有声望的名流方家也都来参加会议，他们基本上来自一些著名高等学府与权威的学术文化机构：来自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杨周翰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冯至、李健吾、罗大冈、戈宝权、陈冰夷、叶水夫等；来自南开大学的李霁野等；来自中山大学的梁宗岱、戴镏龄等；来自中央编译局的杨宪益、叶君健等；来自复旦大学的伍蠡甫、杨恺深等；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许国璋、王佐良等；来自上海译界的草婴、辛未艾、吴岩、方平等；来自山东大学的吴富恒、陆凡等；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孙绳武、绿原等。除了这些文化学术界的名流外，还有各单位的党政负责同志与已经在学界文坛崭露头角的业务骨干，真是名家聚首、精英荟萃。

　　从我明确知道大会这一安排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感这次机遇对自己的可贵，一种不辱使命的感恩心情就油然而生。因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为外文所争光，一定要在学术上出彩，要尽可能谦虚低调。利用这次长篇发言对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为西方现当代文学鸣不平、讲公道话。

　　在发言的过程中，从整个会场肃静屏神的气氛里，从满场学术精英专注倾听的神情里，从发言的上半部分暂停后人们纷纷表示“愿听下回分解”的期待里，从当场有一位师长慰问式地递过来一杯水以解我口干舌苦这样一件小事里，我就已经明确地感到了一点：发言得到了认可。发言一完毕，我就深深感受到了成功的滋味：从走下讲台那一刻起，整整一两天之内，有上来握手祝贺的，有表示认同肯定的，有表示赞赏称道的，有表示关怀鼓励的，有竖起大拇指的，从会场内、过道里、餐席上、花园里我都遇见微笑招呼的人、热情攀谈的人、关心询问的人，自己似乎成了广州盛会中心的一颗“明星”。在向我表示称道赞赏的人中，有不少我一直敬仰的师长辈名家，我当时就把这些师长的称道记录在会议印发的一张日程表上作为纪念，记得有伍蠡甫、杨宪益、叶君健、草婴、杨周翰、李赋宁、梁宗岱、金克木、方平、王佐良……当然，使我最难忘的还是朱光潜当着周扬的面对我的称赞。

　　很快，“战果”就有所扩大。会议期间，我就得到了各地大学的讲学、作报告的邀请。我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将长篇学术报告《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调整润色为一篇将近六万字的长文，于1979年连载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如果说在对日丹诺夫的“发难”中，广州会上的发言是我射出的第一支箭，那么《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这一篇长文就要算是第二支箭，至于我在1978年通过《外国文学研究集刊》所组织的题为“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的系列笔谈（分别刊载在该刊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直到1979年9月以后才陆续刊出）倒成为射向日丹诺夫论断的第三支箭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