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与“英夫”——《教育周报》所见杨贤江之佚文
2022年01月26日 09: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26日总第2338期 作者:刘晨

  杨贤江(1895—1931),字英甫(英父),浙江余姚人。1919年10月由左舜生、邓中夏等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2年5月由沈雁冰、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堪称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据记载,杨贤江在报刊发表论文、短评、译文300多篇,写给青年学生的通信200多封,回答青年学生的问题1600余则。1995年出版的《杨贤江全集》共6册,近400万字。

  杨贤江笔名众多,笔者已推考“我生”为其笔名之一(见《“我生”〈乐歌之价值〉的初刊及作者考论》,《美育学刊》2019年第6期)。学界对署名“我生”的《乐歌之价值》评价甚高,被收入国内各种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或文选。张静蔚最早论及《乐歌之价值》,认为“我生”的“音乐者,藉乐音以发表美的感情之艺术也”这一比较完备的定义,在同时期是少见的。姬群发表数文关注“我生”,认为在近代中国音乐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梁启超和曾志忞是从儒家诗教传统“修身”“治世”的精神教育方面探讨音乐功能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和我生则是从审美教育方面把握音乐功能的重要代表。

  《乐歌之价值》初刊于《教育周报》1916年11月第143期和第144期。《教育周报》上署名“我生”的文章共10期9篇,除《乐歌之价值》外,《吾国应组织少年义勇团议》(1916年10月第138期)曾署“杨贤江”发表于1916年第10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其余7篇均为杨贤江佚文:《敬以二义告今之小学教师》(1916年9月第136期);《青春期与学校》(1916年11月第144期);《今日学校训育之大谬思想》(1917年2月第152期);《气质说之发达》(1917年4月第159期);《美国之国民性》(1917年4月第160期);《儿童教育家之蒙台梭利女史》(1917年9月第171期);《美国之师范教育》(1918年12月第225期)。

  《教育周报》,1913年4月1日创刊于杭州,1919年3月23日终刊,共发行235期,是民国初期浙江省创办的官方教育类刊物,由浙江省教育会编辑发行。发刊主旨是统一全浙教育事业,继而推动社会进步。1912年秋,杨贤江入学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次年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次学生,预科一年,学制共五年。1911年至1920年,正是经亨颐执掌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期。1913年至1920年,经亨颐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后,浙江省教育会成为传播“新教育”理论的据点。因地利人和之故,《教育周报》的编辑与撰稿人中不少是浙一师一脉的教师和学生。如《教育周报》第2期刊载有“编辑人姓名”:总编辑孙增大,1910年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曾留校任教;编辑撰述中有教师李叔同、夏丏尊、叶谦、钱家治、郦忱等,学生何绍韩、朱毓魁等。

  杨贤江坚持“教育事业原为精神之事业”,在《敬以二义告今之小学教师》中指出“教育者国家之命脉也,小学校者学校教育中之基本也”,“所期望于今之小学教师者,惟有二端”,即“精神独立”和“推广爱德”。在《今日学校训育之大谬思想》中,他认为实施训育之唯一法门,“独在于教育者精神之感化,即赖教育者自身之人格,有以浸润之熏染之于无形耳”。今日学校训育之大谬思想,即“训育有专任之人,我可不负责”。此文中已提及“作成一完人之道”,已有其“全人生指导”思想的痕迹。在《气质说之发达》的“哲学说”“生理说”“心理说”的诸说中,他表明更倾向于心理学,“或可为将来研究之方向”。

  此外,《教育周报》1917年7月第165期至1918年2月第196期中尚可见署名“吾生”的文章5篇。“吾生”与“我生”虽极相似,但杨贤江1918年1月7日日记中有:“毓初来片:周报有《论体育者》及《危言》两文。余疑非余投稿,或系名‘吾生’者所作。若去索赠殊感不便,当复片请再检阅一过,免致错误。”毓初即范钟秀,浙一师第四次学生,杨贤江同乡。杨贤江1918年1月3日日记有记载,致函毓初,转托夏丏尊“索《教育周报》稿银”,故有此处来信。因此“吾生”非杨贤江笔名,且似可旁证他有与“吾生”相似易混的笔名。

  “英夫”,与“英甫”“英父”谐音,为“世所公认”的杨贤江笔名,学界此前认为此名“仅见于1927年1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长江流域的经济现状》一文”。实则《教育周报》中可见署名“英夫”的文章有3篇:《战后女子教育之第一义》(1918年5月第204期);《今后之学校设备》(1918年6月第206期);《小学校教育与人材教育》(1918年7月第210期)。此三文均为译文,分别译自日本汤原元一(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岛半次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槙山荣次(日本文部省督学官)的文章,在杨贤江1918年5月13日、5月15日、5月17日的日记的“提要(治事)”中均有明确记载。

  杨贤江曾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的调查表,希望终身从事的事业是“学校教育、编译事业”,译介国外教育学说是杨贤江始终坚持的。晚清之后中国主要通过报刊媒介引介和传播日本及西方的教育学说,且经历了取道日本取法欧美的过程。这一时期,杨贤江的教育思想偏重于实用主义,且不离道德养成。汤原元一主张实利主义教育以及强调道德教育的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学。中岛半次郎推介德国国民学校设备,认为学校理想之设备,“当为可以表示国民艺术之代表者,即重学问,又当重道德之实行,与艺术之亲近也”。槙山荣次推崇德国战后教育制度,既重国民普通教育,又重优秀人才教育。

  杨贤江自1913年初次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1号发表《论教育当注重实用》《竹柔随录》后,就开始向《学生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各类期刊大量投稿。除“练习发表之才能”外,在校时“靠着稿费作为升学的费用”,“以偿购书之愿望”,新就职时,“更如《教育周报》《东方杂志》等,又思投寄数篇,以博几许酬银,便于偿还宿债”,曾称“一年之《现代教育》能为余一百元乎,余日望之”,但其撰论、译文的投稿自始至终“以为一得之见,非敢勉强从事”,以撰稿来梳理输出苦学成果,积极发表教育主张,是依托新兴报刊媒介传播力量的觉悟者和实践者。民国时期,学生群体与报刊媒介的联系愈加密切,借由报刊媒介获取新知,表达意志,结交同志,而后杨贤江更由学生转为报人,担任《学生杂志》编辑,成为青年学生的启蒙者。

  1918年时的杨贤江虽已毕业,由经亨颐推荐入职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处事务员,但与母校联系仍密,此阶段的日记中多处有与母校诸师、同学交往的记载。1919年4月,《教育周报》改组更名为《教育潮》,杨贤江持续在《教育潮》上发表译文多篇。

  《杨贤江全集》中收录1916年至1918年的文论及译文19篇,而此述及的佚文共11篇,均是杨贤江求学时期及初入职场所作,正处其坚持一生的教育者定位的筑基之时,是研究杨贤江早期教育思想及人生历程的重要参考,颇为珍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晚清民国期刊中的美育史料整理与研究(1900—1949)”(18BZW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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