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从事“代工、贴牌”等加工制造环节的中国，被迫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和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为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中国应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进而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与此同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很大程度阻滞了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通，全球供应链有所收缩。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中国需适时在“危”中寻“机”，立足巨大国内市场，探索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内部动力。而释放本地化的产业集聚优势可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产业集聚助力本国价值链攀升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匀历来受到广泛关注。作为集生产、交易、协调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产业集聚，通过连接集群内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劳动者、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网络，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共享，加速产品、知识的创造和应用，进而产生显著的外部经济，助推集群内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一是企业与企业的互动。企业大规模集聚形成了中间品广阔的消费市场，为中间品供应商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雄厚的市场基础。此类厂商的发展，使得中间品种类多样化，降低了国内中间品的价格，实现了“物”的共享机制。而地理上的临近性，有助于企业间的互动交流，促进了知识特别是意会知识的传播与应用。这种近距离的沟通互动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创新—模仿”模式，促进了企业间技术设备交易与研发协作，实现了“知识”的共享机制。空间集聚企业之间的协同关联，还提高了企业的违约成本，缓解了企业间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风险，改善了企业的商业信用，有利于通过集体担保、个体间互保来筹措款项，同时提高金融机构向集群整体提供融资服务的规模和效率，实现了“融资”的共享机制。二是企业与劳动者的互动。一方面，企业的空间集聚促进了劳动力“蓄水池”的孕育和壮大，确保了充裕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企业根据内外部形势调整产出计划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大量集聚加速了供求信息的流动，降低了供求信息的不对称，进而更好实现企业需求和劳动供应的行业匹配、工种匹配和岗位匹配。三是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集群内企业可以吸附大量工人成为消费者，通过研制新产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形成有效的本地市场规模，助力企业释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同时，这些企业还可以将国内外用户体验快速反馈至集群内上游企业，建立由“单个企业”到“集群整体”的市场信息反馈机制，实现消费端信息共享，减缓上游企业因供应链层级引发的“长鞭效应”，加速产品更新换代。

　　上述三种互动关系，从给定贸易方式的集约边际视角来看，产业集聚释放的外部效应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产品质量，并进一步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加成、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改善企业附加值获取能力。从转变贸易方式的广延边际视角来看，产业集聚可以推动企业由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转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延长企业从事一般贸易的持续时间。可见，产业集聚通过转变贸易方式实现贸易结构升级，进而带动集群整体和整个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推动本国制造行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拓展产业集聚的本地化路径

　　我国企业长期承担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制造环节，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供应链提供中间品。一方面，相较成本高昂、回报周期长的研发投入，以低成本获取高技术含量的国外中间品更符合企业的短期利益，从而削弱了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的积极性。科研投入的不足以及“高精尖”人才的缺失，使企业难以达到获取中间品技术外溢的“门槛值”，外溢技术也因此无法被吸收消化再创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维持其全球价值链的领导地位，往往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和产品压价，通过掌控的国际中间品供应、市场营销渠道、消费评价体系对期望转型的代工企业进行阻滞。我国制造企业面临的价值链“低端锁定”，需从根本上改变“外需驱动型”增长方式，依托广阔国内市场探寻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本地化路径。既有研究表明，依托本土市场的产业集聚而带来的外部效应，能够提高企业附加值获取能力，优化企业贸易方式，提高集群整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可着眼于产业集聚这一本地化路径，通过集群式布局、规模化发展，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突破价值链俘获难题。

　　第一，加强城市群建设，通过城市集群带动和优化产业集群。城市群带来的生产要素集聚、人口集聚以及创新驱动效应，能够有效促进产业高质量集聚、融合。一是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注重“顶层设计”，既要统筹不同规模城市群的国土空间协同格局，也要优化城市群内部产业的梯次发展格局，基于“点—轴—网”充分发挥各层级城市的区位优势、升级产业供应链体系。二是发挥城市群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引领作用，为产业集群进一步扩张提供广阔市场。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育定制、智能等新业态、新模式。三是注重创新型城市群发展，以科研创新助力产业集群高质量建设。积极搭建创新协同服务平台，提升创新供给能力；强化市场导向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四是加强城市群之间的联动，推动城市群全局发展、成片发展、“破圈”发展。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加快信息流动，疏通产业群、城市群之间协同联动的信息“大动脉”，提高企业捕捉国内国际市场信息的敏锐力。推进现代交通物流体系建设，畅通商品运输网络，夯实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硬件”基础，将城市群高质量建设与新发展格局构建有机联系起来。

　　第二，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要素合理高效集聚推动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生产要素依据不同区域的供求结构和价格体系自发流动，能够充分发挥区位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应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通过教育、在岗培训、“干中学”等机制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构建监管和服务“双轮”驱动体系，促进各类人才合理流动形成人才集聚高地，确保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有效匹配。在资本市场方面，除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自我调节作用外，还应有效地进行政策引导与调控。一方面，加快各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创新；另一方面，针对不同规模的投融资者，建立多层次、特色鲜明的资本服务市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使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三，依托产业集群进行科研创新，充分释放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外溢。以从事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研发为主的各种创新基地，是企业获得公共技术支撑的主要来源。依托产业集群建立创新平台，能够充分释放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更好地为集群内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创新引导，助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一是以基础技术研发为核心进行统筹管理，优化创新平台的资源配置，确保技术研发的稳定、精准、长效。二是加强创新基地与产业集群内自主创新龙头企业之间的联系，共同攻克核心技术瓶颈，筑牢重点产业供应链在产业集群内的有序衔接与高效整合，提高集群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获取能力。三是加强科研机构与企业的研发互动和人员往来，加大创新创业扶持力度，通过产业集群的区位优势，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充分调动企业创新活力，助力本土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