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单位制的解体和社区制的兴起。单位作为一种生产性工作场所，同时也是国家为实现社会资源再分配而对城镇进行有效政治控制与社会动员的系统，单位制的解体标志着原有的以单位为主要管理渠道的体系逐渐弱化，社区制作为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新型社会整合机制取而代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转变给中国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要求和考验，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亟须进行社会治理机制的探索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实现社区治理的突破和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在承接北京某街道社会治理项目的过程中，对其辖区内的35个社区进行了调查走访，在将调研资料与相关理论结合的基础上，基于源头治理的整体性视角，针对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归纳总结出一些探索性的新思路。概括地说，创新城市基层社区治理，需要引入新元素、打造新链接、编织新关系、构建新形态。
第一，创新城市基层社区治理，需要引入新的元素。
通过新的组织元素和技术元素的引入，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的概念。“管理”与“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反映了理念上的重大创新。社会管理强调政府对社会进行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管控，而忽视了公民社会的作用。社会治理则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实现对公共社会事务的有效治理，社区层面也不外乎如此。通过引入社会组织以及各种群众性自治组织等新的组织元素来实现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共治，共同推进社区治理。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技术元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可通过创新“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将新的技术元素引入基层治理框架，打造新型智慧社区。
新的技术元素的引入，一方面减少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物理障碍，另一方面降低了社区工作人员的业务负担，能显著提升社区治理效率。除了引入新元素，还可以利用社区现有元素进行创新。每个社区可以立足地区实际，发挥比较优势，聚集区域资源，培育特色亮点。
第二，创新城市基层社区治理，需要打造新的链接方式。
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方式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展开的熟人网络，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宗族、行会等组织在联结人们的日常关系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社会流动也不断加剧，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链接方式在陌生人社会中已不再适用。因此，必须寻找新的链接方式来维系现代社会人们之间日益脆弱的人际关系。
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使得人们必须通过相互合作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基于此形成了以工作职业为纽带的业缘关系。同时，基于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形成的趣缘关系在现代社会借助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摆脱了时空的限制而大行其道。业缘、趣缘关系的出现能够弥补传统链接方式日渐式微所带来的联系真空状态，因此对于亲子社交、运动社交、宠物社交等新兴链接方式的关注十分重要。随着独生子女的日益增多，子代在亲子关系中更加受到重视，通过社区整体布局以孩子为纽带规划空间、设计活动，能够促进家庭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强家庭的社区归属感。另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运动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变得尤为火爆，运动社交成为一种新趋势。除此之外，宠物社交等其他形式的链接方式也值得关注。
第三，创新城市基层社区治理，需要编织新型社会关系。
首先，通过为居民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改善居民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社会原子化现象日益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冷漠。通过搭建多样化的交往平台能够重塑现代社会冰冷的人际关系，社区作为人们居住生活的场所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其次，通过引入居委会代表、业委会代表、社区单位代表等多元评价主体参与物业监督考核的方式，构建社区与物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物业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在实践过程中经常出现不作为、懒得管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针对物业缺乏必要的奖惩机制。多元监督考核机制的构建，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物业服务的唯一标准，并与下一季度的续约、奖金绩效直接挂钩。社区在支付物业固定费用的基础上设置一个双方能够接受的浮动范围，群众满意度标准达到奖励阈值则除了发放固定费用外还发放相应奖金，群众满意度标准低至惩罚阈值时则在固定费用基础上扣除相应惩罚费用，甚至取消与物业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解决物业不作为的大难题。
最后，打破地理界线的限制，拉近社区间的关系，实现区域内的资源共享。放眼当今的社区治理实践，视野往往聚焦在街道与社区的纵向关系以及社区内部的治理上，而忽视了社区之间横向联系的可能。社区之间的横向联系作为社区治理的增量能够弥补单个社区规模效应不足的缺陷，通过整合资源布局，加强社区间资源的交流与互补，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第四，创新城市基层社区治理，需要构建新的社区形态。
广义的城市形态是人类聚集地整体形态的总称，由城市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与城市的物质空间环境直接相关，即城市中各种有形要素的空间布置方式；而后者的内涵则更为丰富，包括了行为空间、心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等多重含义。同样，城市社区形态既包括了社区居民居住、生活、休息和各种社会活动场所的形态，也包括了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非物质形态。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是城市生机之所在。社区需要根据自身特点“量体裁衣”，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型社区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从社区的非物质形态来说，构建新型社区形态需要保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整体性。时空连续赋予了城市空间稳定性，构成了社区形态发展演化的基本特征。时间意味着历史、联系着现在、预示着未来，在时间的延续中，形态被赋予了意义与内涵，从而产生了人文价值并成为传统；从社区的物质形态来说，构建新型社区形态需要保证结构层次的复合性。复杂的组织结构形成了多样的社会功能，从而确保了社区形态的多样性。社区作为一个系统，它应该包含空间结构、景观结构、功能结构等诸多构成要素。通过不同层次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社区空间结构的总体形态。
创新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应有之义，有助于在更高水平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有几个问题仍然值得注意。首先，创新城市基层社区治理要根植于中国的本土理论与实践。虽然“社区”概念是一个西方舶来品，“社区治理”的提法更为晚近，但是中国社会对城市建筑布局、基层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的“类社区治理”实践却古已有之。因此，在讨论社区治理问题时，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将其置于本土性语境之下加以探讨。其次，创新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应该避免简单的模式复制与移植。社区治理是一项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实践，普遍意义上的“万能模式”并不存在。因此，在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应该找准自身定位，发挥特色优势，形成多样化、差异化的城市社区形态。最后，创新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不仅要坚持问题导向，还要强化源头治理。问题导向的关键在于迅速找到问题的症结并予以解决，重在化解。源头治理认为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在预防。预防和化解，二者缺一不可。
引入新元素、打造新链接、编织新关系、构建新形态是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由此形成了“点—线—面—体”的复合结构。新元素的引入相当于在原有社会空间中增加了诸多分散的点，将孤立的点连成线能够打造新的链接方式，若干条线构成面又能编织新的社会关系，最后构建出整体的新形态。作为源头治理的四个面向，其目的在于为社区提供新的沟通平台，重塑社区的社会关系，最终建立一种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会体制。当然，源头治理的方式不可能在短期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目前仍在实践探索中。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