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休闲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古希腊人极为重视休闲时间，将休闲视为个人自我劳动的重要实践，通过学习各种技艺作品来提高自身修养，提升抗拒欲望侵蚀的能力；现代人将休闲视为消费时间和纯粹的生存享乐，并且意指一种新的非自我劳动类的生存倦怠，这种根本性的转变使得休闲曾经的含义早已丧失殆尽。

　　解脱劳动负担与休闲的嬗变

　　从自我劳动的时间到纯粹的消费娱乐时间，休闲范畴的理论内涵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急剧的变化呢？汉娜·阿伦特提出了一种解释。在她看来，劳动和消费只不过是生命必需性强加给人的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因此，我们既生活在一个消费者社会中，也生活在一个劳动者社会中。这个社会形成的原因是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广泛应用，整个社会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人类从最古老的劳动负担中解脱出来，即从对劳动和需要的绝对服从中解脱出来。但是，随着人类不再拘役于传统意义的劳动生活，劳动者走出工厂、涌入社会，使得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被化约为获得生活必需品和提供物质充裕的共同标尺。随之而来，生存的定论是，无论我们做什么，目的都是谋生；所有的严肃活动都被立即降低到谋生水平；所有的劳动理论都异口同声地将劳动定义为“休闲”的反义词。因此，所有的活动，无论它的最终成果是什么，都被定义为劳动；所有的活动，如果不能提供个体生命或种群生命的必需，都被归入休闲玩乐之列。劳动的解放并未造成劳动及其他活动的平等，而是将劳动置于无比崇高的统治位置。这样一来，所有与劳动无关的活动都变成了一种休闲式的爱好。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劳动的解放和劳动阶级摆脱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进入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反而第一次将全体人类置于必然性之轭下。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经历了劳动和消费两个阶段，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让几乎所有的人类“劳动力”都花费在消费上，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休闲问题——从被迫劳动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劳动者对获得自由之后更加有意义的活动一无所知。在她看来，“自由时间最终将人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让劳动动物具有创造性，建立在一个机械论哲学的幻觉之上”。也就是说，如果人的劳动力没有在生命的苦役中被完全消耗，并非就能自动培育出更加高级的复杂活动。造成这种幻觉的推理谬误在于：劳动动物的休闲只以消费和满足生存的欲望为乐。劳动动物休闲的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发贪婪和强烈。这些欲望甚至会变得越加精细，于是消费就不再局限于满足基本的日常需求，而是着眼于更多更丰富的奢侈品，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资源耗损和极度浪费。这一现象绝不意味着劳动动物得到了进化，进而获得本真意义的存在样态，而是意味着一种威胁，结果是“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汉娜·阿伦特非常谨慎地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是消费者社会的一员，我们整个经济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为浪费经济，每个东西在世界上出现，就立刻面临被吞噬和抛弃的命运。我们不再是寓居于一个真实的世界之内，而是被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持续推动着，在这个过程当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失，此起彼落。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越是轻而易举，它被必然性驱役的事实就越难以被察觉。这种生存境况的危险在于，这样的一个社会被富足的表象搞得眼花缭乱，进而沉浸在无休止的平稳运转过程中，就不再能够认清自身的空虚——一种“不能在任何其劳动结束之后还存在主体中肯定和实现自身”的生活，注定是空虚的。　　

　　重组资本主义与消费社会的涌现

　　汉娜·阿伦特十分准确地把握了当今社会从生产向消费转变的关键特征：平等变成了平均主义，高雅变得平庸，没有任何对象能够逃过消费，普遍化的享乐主义导致了社会普遍的不幸等。但是，阿伦特分析的致命缺陷在于，她将这些情况完全归罪于那些曾经被排除在历史进程外的劳动者，那些曾经被流放在异化劳动这一废墟之中的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令人错愕的谬误，主要是因为她将分析的基础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在她看来，从事碎片化劳动的人是瞬间涌入社会的。其实，消费社会的涌现只是资本主义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所采用的经济策略导致的文化现象。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危机中殉难，而是开辟了资本主义彻底重组的道路。资本主义通过开辟新兴市场来重新赢取生存的手段，通过积极发展各种休闲产业，极致地占用大众的自由时间，从根本上重塑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消费就是生产的延续。换言之，生产不仅是为了制造产品，而且以制造对产品的需求为前提，用于消费的产品一旦脱离了生产过程，就变成了对产品需求的工具，以及为扩大产品使用所必需的各种必要生存方式。唯有制造出相应的需求和使用方式，产品才能被投入生产。这些产品作为大众化的商品，通过同一种方式改造了所有的使用者——消费者，“它们把人变成了一模一样的生物……大众商品同时制造了大众风格的统一性和大众本身”。

　　因此，理解消费社会成因的关键在于理解消费社会中人的存在境域。消费的增加推动了工业的生产，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工人收入、提升工人消费能力来转移过度生产带来的危机。理智的资本通过让渡自身的部分利益，将曾经通过榨取剩余劳动获取的部分成果转让给工人，并且通过开发消费性的休闲活动等产业化的方式重新占有被让渡的成果，这样，资本主义的危机得以缓解并转移到消费者。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为了争取因劳动而减少的休闲实践，无产者进行了不屈的抗争；在如今的消费主义时期，资本却蓦然发现通过投资和发展休闲产业既可以缓和与工人的矛盾，又可以获得更多的巨额利润。而获取休闲产业带来的利润的前提就是激发曾经被压抑和克制的冲动欲望。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拜物教问题在消费社会得到空前的发展，进而产生了欲望拜物教等多种形式的变种。这样，休闲被资本所侵蚀，休闲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商品），曾经禁欲克制的资本如今开始变得欲心勃勃。

　　沉沦消费休闲与主体的游牧生活

　　我们知道，正常人一天的时间可以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两个部分。过去的资本只懂得利用劳动时间，因此想方设法延长劳动时间；现在，为了实现自身的顺利拓展，资本大量投资各种休闲时间，于是通信业、影音产业、旅游业等膨胀发展，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都成为了资本拓展的工具。从学科建制的角度也可以捕捉到这一端倪：如果生产科学和劳动科学属于生产领域，那么营销学就属于消费领域；前者通过重新组织劳动来提高生产效率，后者通过心理分析等方法重新组织休闲来提高资本流动效率。其实，如今许多门类的科学都被营销学所利用。精神分析学和应用心理学用于分析消费的欲望和渴求，社会学用于将消费者分成不同的目标人群，神经经济学和神经营销学则结合大脑中内啡肽分泌促使消费者感到愉快的“积极情绪”，来研究购买决策的形成过程。各种各样的沟通技巧则作为消费行为发生学的研究依据。

　　哲学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命运。哲学的目标之一是研究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在弗洛伊德那里，主体是遵循法则、压抑欲望，而且伴随着欲望的满足容易产生负罪感的神经官能主体。资本市场利用精神分析学说给潜藏和压抑的欲望松绑，依托市场的力量，普遍化的消费制造出在消费中负罪感降低、无形中僭越的狂妄主体。德勒兹曾经渲染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游牧，即脱离国家的构成和定居权力的不同形式，忘却权力，摆脱权力的束缚，并重新寻求力量。对如今的主体而言，违抗成为主体生存的标配，身份定位趋向模糊，不断更新的商品和欲望成为人们进入游牧化生活休闲的敲门砖。诸多电子商品组成了全面细致的游牧空间，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超越传统生存样态游牧式的现代乐园。为了实现这种休闲的幻想，人们只需要完全沉溺于各种消费式休闲，成为消费休闲规制下的虚幻主体即可。正是在这种模式之下，曾经的休闲变成了主体的乌托邦式沉沦幻象，主体根本无法自主选择或规制客体，因为消费式休闲模式的肆意侵袭已经完全为主体定制了普遍化、均衡化的现代生活。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