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始，都城长安就注定成为东西方交流的起点，至唐代，长安已经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大唐长安有东市和西市，西市作为当时国际贸易中心，最为繁华。西方的客商携带货物用驼队源源不断地运到西市进行交易，同时将唐代的货物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今天的西市博物馆就建在唐代西市的遗址上，透过脚下的观景玻璃窗，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唐代马车留下的车辙，见证着当时的繁华景象。

　　造型

　　在各种物资的交易过程中，包括货物名称、账务等文字记录是必不可少的，而笔、墨、纸、砚就是当时的记录工具。唐代的笔、墨、纸作为易消耗品大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很难保留下来，而砚台作为耐用品，往往能够被很好地保存下来，在考古发掘中时有砚台出土。

　　砚台是各级官府机构、文人和商家的必备之物。大唐西市博物馆里陈列着五方唐代砚台，除一方三彩辟雍多足砚外，其余四方均为西市遗址发掘出土。这四方砚台是“丝绸之路”文化的佐证，也是研究唐代文房的重要实物。

　　中国最早的砚台是研磨器，研磨颜料或粮食脱壳之用，从史前的研磨器慢慢演变发展，到了唐代，砚台基本上有三种类型，一是辟雍砚，二是箕形砚，三是异形砚。

　　辟雍砚由汉代的圆形三足砚发展而来，在砚堂周围逐渐有了拦水边墙，再逐渐到砚堂慢慢凸起，最终在砚堂和边墙之间形成一圈水渠，称之为辟雍砚。周代设立各级学校，其中天子设立的学校曰辟雍，是当时最高等级的学堂。辟雍是由圆形的建筑作为学堂，周围环水，水上建桥。汉班固《白虎通·辟雍》：“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辟雍砚即取此意演变而来。

　　箕形砚形状颇似簸箕，尾部底有两足支撑，尾部高于首部，使砚堂呈斜坡状，这是唐代最普遍的一种砚台样式。异形砚其实是箕形砚的衍化，主体的砚堂仍是箕形样式，在砚堂周围塑造各种造型，从而制成各种样式的砚，大致有龟形、莲瓣形、山峰等样式。

　　唐代砚台以箕形砚为主要砚式，异形砚则较为稀有。其中，箕形砚又可分为两种样式，一种是砚首部为饱满的圆弧形，一种是砚首部与砚堂交界处为折线痕造型。

　　特色

　　西市遗址出土的四方砚台中，箕形陶砚和辟雍陶砚各有一方。其中的箕形陶砚为后一种样式，首部与底之间为折线痕，砚堂首低尾高呈斜势，便于研磨后墨的积聚。此砚为灰陶质，砚残缺有修复，整体稳重大气，线条简洁美观。这种砚式对后世影响极大，经过唐晚期、五代到宋，逐步演变成抄手砚样式，再发展至明清，去掉双足，改为平底或底部挖覆手，最终成为主流砚式。

　　另一方辟雍陶砚残修，为四足灰陶砚，足略外撇，是北朝兽足的简化，砚身圆形，砚堂几乎与边墙等高，四周有水渠池，边墙呈弧形，至口沿处向内收，形制饱满而又不失优美，为唐代陶制辟雍砚常见砚式。与之略有不同的是三彩辟雍砚，一般三彩辟雍砚器型比较小，有的直径仅为四至五厘米，多足或圈足，如西市博物馆馆藏的三彩砚就比陶砚小很多，多足的底部又带一圈足，周身施以三彩釉，砚堂无釉色，以便于研磨。相比而言，灰陶制辟雍砚的个头大，实用性也更强。后世的辟雍砚受此影响，砚堂变化不大，只是足逐渐消失或者变成边墙，至明清时期还出现了陶瓷制作的圆形的辟雍暖砚。

　　西市遗址还出土了两方非常奇特的异形砚，其中一方与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十二峰陶砚非常类似。这方砚台的砚堂中心呈箕形，很像我们平时所用的簸箕。在砚的头部和两侧分列高低参差的十二山峰形状的造型，所以被称为十二峰陶砚。在主峰的中间塑有一位金刚力士背负山峰状，砚台底部有三足支撑，便于拿放，在三个足的向外位置也分别塑有三位金刚力士做托举状。整个砚台造型奇特壮美，呈现出大唐气象，非常有特色。

　　唐代西市遗址出土的十二峰陶砚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类型的砚台为大唐时期所使用，其年代和砚堂特征属于唐代砚台无疑。因为这种类型的砚台，不论其外形如何变化，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造型特征，即簸箕形的砚堂，这是唐代砚台最主要的造型特征。

　　通过科学考古发现可知，汉代的砚台基本上只有两种砚式。一种是长方形的板式；一种是圆饼形，圆形的砚台又分无足和有足的，有足的都是三足。汉代砚台基本上都是由两部分组成，即砚本身和一枚研磨器。这主要是因为汉代使用的墨是墨丸，需要用研磨器进行研磨，方可使用。至东汉已经出现了墨块，呈松塔的形状，到唐代则完全使用墨块，研磨器不再使用，这也为砚台造型的变化提供了条件。

　　西市遗址出土的另一方山峰陶砚的砚堂很深，蓄墨比较多，所以很实用。其砚堂周围的山峰分为五组，每组有三个山头，共有十五座山峰，这种山峰造型极其少见，属于唐代山峰陶砚的奇品。此砚与众不同之处是腹底有五足，每个足中间外侧有一朵莲花状的浮雕图案，在砚腹部亦有一朵莲花图案的造型，对整方砚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美观大方，别有一番味道。

　　审美

　　唐代砚台的装饰很少在箕形砚和辟雍砚上出现，偶尔见到在箕形砚首有印花或者狮子、仙鹤等图案。狮与鹤是唐代人非常喜欢的动物，所以它们经常出现在绘画和织品以及各种工艺品上，具有王权或长寿的象征意义。如唐代帝陵前面都有雕刻石狮，狮子的威猛和气度体现出皇家气象；仙鹤作为长寿吉祥的美好图案，则出现在像《簪花仕女图》这样的传世名画中，绣在贵妇穿戴的丝织品上，表达出当时社会上层的理想追求。辟雍砚一般仅仅在足上有少许兽足状的图案。三彩辟雍砚一般除了足上的兽面或者人面的装饰外，更多依靠三彩釉色的装饰来体现唐三彩的时代之美。

　　对于异形砚而言，装饰主要体现在造型的变化上，如山峰陶砚之外，还有龟形砚、凫形砚等，属于仿生砚，此外还有将边墙做成莲花状，砚堂做成箕形或辟雍砚的样式。总之，唐代的异形砚最是变化多端，造型丰富，艺术性强，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

　　汉代及其以前的砚台多是石质，陶制比较少，对石质的要求也不高，基本以砂岩为主，偶有青石、花斑石等。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砚开始大量出现，尤其在南方发掘出土的砚台基本以青瓷辟雍砚为主，北方则是以石质砚和少量的陶砚为主。进入隋唐时期，北方的陶砚成为主流用砚，多为虢州烧造。因为虢州盛产陶砚，离京城比较近，又在去长安的必经之路上，故而成为都城长安主要用砚的供应产地。

　　同时，虢州所产虢州石砚也名重长安。唐代人对砚台的质地慢慢有了要求，希望石质细腻且有摩擦力，既要求下墨快，又要发墨细，书写受用。虢州石石质细腻，自然成为了唐代长安用砚的首选。最晚在盛唐时期，端砚已经出现，当时应该为皇家或上层贵族所用，大明宫遗址曾经出土过端砚标本，可见其使用层次很高。

　　大唐西市遗址出土的四方砚台只是唐代使用砚台的缩影，这些砚台见证了“丝绸之路”起点的繁荣，是记录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如今，经过千年历史的风雨，这些砚台自身已经成为“丝绸之路”文化的一部分。幸运的是，它们被保存下来，还能在博物馆里向我们展示和诉说大唐长安的往事。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