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现代学科范式日渐成熟，田野研究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中被广泛使用。事实上，在田野研究中，研究者应该以何种态度进入所调查的地方、面对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直饱受争议。今年，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民俗学系共同发起“‘有温度的田野’学术工作坊”活动。6月8—9日，学术工作坊第二期暨中国礼俗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论坛在济南举行。论坛旨在提倡以地方为视角对人类社会和文化进行多维度研究，聚焦中国礼俗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研究，理解与阐释人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基本问题，探索国家政治与乡村社会之间良好的互动传统、国家规制与民间内生礼俗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复兴与重构当代乡村文化传承机制。

　　反思“冷静观察”与“高热度”

　　田野调查作为质性研究的主要方法由来已久。中山大学教授王霄冰介绍说，田野调查是以研究者本人为工具，通过全身心地投入被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从而获得经验性知识的研究行为。田野调查是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通用的研究方法，有一套为各学科所共享的基本理论，如“参与观察法”“深描”“科学民族志”等。西方早期人类学的殖民主义倾向、科学民族志的纯学术追求和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志向，都使得研究者或多或少地把田野当成试验场或标本式的个案。

　　置身事外的“冷静观察”一度成为田野调查标榜的最具科学性的方法。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张士闪表示，现代民俗学田野研究曾长期借鉴西方人类学关于“局外人”或“局内人”的田野理论，为了“贴近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调查活动对于“他者”的影响。

　　与会学者表示，与“冷静观察”相对的是，近年来，在村落田野调查热潮中，多有以拯救乡村非遗、保护村落老建筑为己任的激扬文字之作。然而，其“高热度”指向并非是对村民的人文关怀，甚至还会对村民生活造成侵扰或伤害。

　　实现“文化共情”

　　基于对“冷静观察”与“高热度”田野研究的反思，与会学者倡导一种“有温度的田野”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以长期观察、深切参与和“文化共振”式的体悟为基础，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突破地方社会和民众生活中的种种“理所当然”或“天经地义”等表象，力图在研究中贴近民众的情感和逻辑。

　　在很多民俗志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民俗学者与其研究对象并肩同行的情景，塑造了一种同道者的典型意象。在王霄冰看来，民俗学者从学科诞生开始，就志在重构本民族民众的历史，把为民众代言和发声作为使命。在研究过程中，民俗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心意相通，他们之间的对话与协商也会发生在研究的不同阶段，构成民俗志的一道独特风景。

　　张士闪提出，古往今来，生活共同体的建构都来自其内部的“文化共情”。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必须具备“文化共情”式的想象与感悟能力，既要有文化尊重，也要有田野积累，这样才能理解民众如何将自身的存在和行为定义为“正当”和“正统”，整合旧经历，赋予新意义。这样一种田野研究方法，有望实现对“冷静观察”与“高热度”田野理念的双重超越。

　　专家与研究者总是在田野工作现场与研究过程中力求保持客观冷静。如此，作为情绪能力的“共情”，自然饱受轻视乃至否定。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菅丰在进行灾后重建的民俗学田野工作中发现，研究者必须能够与受灾者共情，充分理解他们的经验及其特有的价值观等，才能进行实践性的民俗学研究，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帮助受灾民众自强自立。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宗迪提出，当下的民俗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事实收集，而非倾听语言和故事，这种研究倾向缺乏严谨性与科学性。他认为，发现并解释民间流传的、无法被外人观察到的传统知识，才是民俗学田野研究的目的。对于民俗学田野研究而言，倾听比观察更重要，保持谦虚的沉默比自以为是的喧哗更珍贵。

　　立足民俗学学科本位

　　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构想，“有温度的田野”这一倡导，正是基于学者对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反思与创新而提出的。

　　在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耿波看来，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对当代中国新农村的观察具有局限性。先进的田野研究方法，是要发现当代中国新农村被埋藏的先进力量，将之提出，并据之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田野的观察者要从“知识分子”变成“变革者”。这样的田野调查不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是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据，呈现出边缘化对象的前进性力量。

　　然而，学界对于民俗学者参与地方文化建构现象也不乏批评。不仅如此，民俗学特有的学术立场和田野关系也经常被作为批评证据，说明这门学科的学术性不强。王霄冰提出，这种批评很多时候往往来自学科内部，是民俗学学术自觉和学科自信不足的表现。如何站在学科本位的立场，以兄弟学科为参照，反思和总结自身的田野理论与方法论，是近年来民俗学者努力的方向。与此同时，民俗学者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突破，如身体民俗学、个人叙事、礼俗互动、语境、民俗关系等，都是基于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提出的新概念和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