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2—13日，由江西省吉水县委县政府、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九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省吉水县新落成的中国进士博物馆隆重召开，近百位国内外专家参加会议。

　　关于科举制的发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希清认为，科举制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唐宋之际为其大变革时期。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龚延明指出，科举制历经隋唐创立、宋代成熟完善、元代衰落、明代健全鼎盛、清代衰亡等阶段，其中，明代科举具有承前启后的样板性。关于科举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认为其具有培养选拔人才、稳定社会、促进制度建设、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等功能。据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教授刘海峰统计，中国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间，共“拔擢十万进士”，其中“多栋梁之材，贡献卓著”。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郭培贵探讨了科举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指出其功名体系经历了由“平行多元”到“一体多层”的变化，增强了其凝聚和稳定社会的作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师毅认为，历史上可考的武进士共计13165名，估计实际当有2万名左右。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冯用军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科举学”萌芽时期，21世纪走向成熟，目前已与“敦煌学”“甲骨学”等专学鼎足而立。

　　此次会议的论文选题呈现多元化特征，涉及与科举相关的制度、文化、人物、仕进、群体、家族家风、教育、经费等诸多方面，研究方法也呈现融合特点。

　　第一，考论结合的方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金滢坤认为，唐代制举考试选拔了不少“非常之才”，特别是中晚唐，还选拔了不少贤良将相。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认为宋代“甲科”专指一甲进士，“乙科”指二至四甲进士，“丙科”多指五甲进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献忠揭示了意识形态、国家政治对晚明科举的重大影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清玲阐述了明清“副榜”的相关概念。闽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毛晓阳认为，清代的“非独立型科举考场”同样“体现了对考试公平的极致追求”。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员王凡认为“点名入闱是考场管理的关键环节”。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维昭认为，越南阮朝科举采用八股文体考试，总体上仅具明清八股之形态，而未得其神韵。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许友根指出，盛宣怀之所以未从科举出身，是因屡考不第而不得已放弃。

　　第二，考实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宁波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希伟探讨了清代浙赣考生中举及中进士的年龄、名次及其与廪、增、附生员身份之间的关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根洲、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程伟分别研究了清代江西进士家族的数量和河南乡试科场运作经费。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刘明鑫研究了明代举人会试旅费的来源，博士研究生管宏杰探讨了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的规模、地域分布及其社会流动。

　　第三，考实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例如，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教授多洛肯讨论了清代八旗进士的群体特征；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宋巧燕探讨了《红楼梦》诗歌中的科举功名典故；福建农林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白金杰研究了明清小说视野下的同年书写；河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牛明铎研究了明代科举考官的复杂心态；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郑欣研究了明代福建贡院。此外，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局调研员金戈独辟蹊径，以访谈清朝进士阮元后人为例，开展了“进士家族后人口述历史”研究。

　　以吉安为代表的地域科举研究兴盛。江西吉安府人文之盛，始于两宋，明初达到顶峰。目前，吉水县已建成以“中国进士博物馆”为中心的“吉安中国进士文化园”。此次会议在当地举行，再次引发学者对其人文地理和地域科举的高度关注，会议收到10余篇与江西地方科举有关的论文。例如，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陈长文对明代重要的地方科举文献《皇明吉安进士录》进行了整理和点校，厘清了其中不少讹误。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达德斯以明代江西泰和县的入仕者为研究对象，剖析了不同入仕途径对其仕途的影响。还有学者分别对重要的江西科举人物如欧阳修、何涣、杨万里、刘子钦、解缙等进行了研究。又有学者从经济、移民、交通、文风、家风、传承等多重角度，探讨吉安科举鼎盛的原因。此外，还有多篇论文涉及金代泽潞地区、明代贵州土司地区、明清两浙地区、清代遵义地区，乃至越南、朝鲜的区域科举问题。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