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已经深入人心。学界在讨论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时，经常将其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左翼”文艺界已有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这一讨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所反映。“文艺大众化”和 “以人民为中心”，二者服务于人民的文艺创作宗旨相同，内涵和理论表现又有相异之处。
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
“左翼”文艺界的“文艺大众化”在“左联”时期有过三次较为集中的讨论，分别是1930年的局部性讨论、1931年末到1932年的组织性讨论和1934年的回应性讨论。局部性讨论主要是《大众文艺》组织的两次相关讨论：第一次讨论在“左联”成立之前，主要讨论“大众”的内涵以及大众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第二次讨论在“左联”成立之后，主要讨论少儿读物的大众化问题。组织性讨论是“左联”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会议精神指引下展开的，其目的是扩大无产阶级文学在工农之中的影响。回应性讨论是因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而引发的关于“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的讨论。从这三次讨论的情况看，其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是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这既是普罗文艺的当然要求，也是“左翼”文艺界的时代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既然是人民的文艺，就应该“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文艺的方向性问题。有了这个方向，文艺就不会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就不会在目前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沾满“铜臭气”而迷失方向，就会将文艺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艺工作者要在这个方向的指引下，热爱人民，“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把握人民需求，“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强调使命意识
“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有较强的使命意识。局部性讨论时，《大众文艺》主编陶晶孙所说的“文艺大众化的本意不是找寻大众的趣味为能事，还要把他们所受的压迫和榨取来探究”，指出了文艺大众化是为了实现文艺为被压迫者、被榨取者服务的历史使命。组织性讨论时，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将“文艺大众化”看作“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并要求“左联”的每个小组“从各方面去进行革命大众文艺的运动”，强调了文艺工作者要有文艺大众化的使命感。回应性讨论时，陈望道等人意识到，对“左翼”文坛来说，借助大众语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使命；王任叔鼓励作家们到大众中间去，通过实践发展大众语，通过大众语文学教育大众反过来推动大众语发展，将“左翼”文坛的这种使命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文艺和文艺工作。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际，文艺和文艺工作有其历史使命，主要有两点：一是“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让文艺成为“铸造灵魂的工程”，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中华民族“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二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这种传承和弘扬，需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来开展。“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文艺要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历史使命的指引下，文艺和文艺工作可以“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注重政策导向性
“左联”成立之初，《大众文艺》组织讨论，主要是为了让文艺深入群众，从而有助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此时“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认识，还停留在何为“大众化”的阶段。到瞿秋白入主“左联”之后，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文艺机构，“左联”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精神指引下，从组织层面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左联”工作的重心，“文艺大众化”就不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而是党的文艺政策了。在政策的指引下，不仅出台了一系列“决议”，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文艺大众化”落到实处。在理论上，有组织地翻译国外的相关理论，创办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和论文，让“文艺大众化”成为一时的热点问题；在实践上，成立“大众文艺研究会”和“工农兵文化委员会”，实行工农通讯员制度，鼓励知识分子深入到工农群众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的五个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都是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上对文艺及文艺工作进行的高屋建瓴说明，其内容具有宏观性、方向性特点，既是一种全局性把握，也是一种政策性指引。2015年9月11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10月19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意见》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这意味着讲话精神已经成为中央关于文艺发展的指导性政策。《意见》共6部分25条，第二部分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共5条：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激发人民创造力、繁荣群众文艺；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
从“大众”到“人民”
“文艺大众化”中的“大众”，指的是当时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陶晶孙接手《大众文艺》后，改变了郁达夫创办杂志时所希望的“大众”不局限于阶级的初衷，将“大众”和无产阶级农工大众联系在一起，明确了大众文艺要“负担强固战线的工作”，巩固普罗文学的胜利果实。到“文艺大众化”讨论时，郭沫若说：“大众文艺！你要清楚你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新的大众文艺，就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大众的内涵是无产大众，大众文艺当然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学，郑伯奇由此宣称：“大众所欢迎的文学，无条件的是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文学。”“大众”是无产阶级大众至此已成为共识，也成为“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前提条件。
与“文艺大众化”的“大众”相比，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人民”，范围则广泛得多。“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这里的“人民”，是与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已不再局限于无产阶级，而是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如胡亚敏所言，这里的“‘人民’概念被视为中国社会中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且具革命性的阶级集合，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人民’成为最广大劳动群众的代名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是希望文艺能贴近时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内容。文艺不能只是为了某一阶级或某一类人服务，这样，它才能为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理论探索到形态成熟
从理论形态上看，“文艺大众化”还处在摸索阶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次争论本身就是一个摸索过程，争论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文艺大众化”，其中不乏相互矛盾者，如郭沫若认为“文艺大众化”就是文艺的通俗化，“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鲁迅则认为“迎合和媚俗”无益于大众。二是“文艺大众化”讨论是被动适应形势的需要，第一次的局部性讨论是因为普罗文学不被大众认可；第二次的组织性讨论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要求并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第三次的回应性讨论是针对因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而引发的复古言论，外在形势不同，讨论的重心就不同。随着形势的发展，第三次讨论后，“左联”转向“两个口号”之争，“文艺大众化”突然间销声匿迹。三是没有建构理论形态的自觉意识。由于争论中各人观点不同，争论受外在形势影响，“左联”一直没有意识到要建构一个“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形态，从而阐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特质，争论者主要是根据形势需要，凭感觉发表相关看法，最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有很成熟的理论形态，五个部分环环相扣：当前的文艺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氛围之中（第一部分），当然要无愧于时代（第二部分），如何无愧于时代？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三部分），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扬“中国精神”而真正有灵魂（第四部分），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第五部分）。五个部分中，“以人民为中心”处于第三部分，具有核心意义。通过环环相扣的五个部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建构起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整体结构形态”，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文艺学整体结构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马龙潜《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为当前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文艺大众化”作为“左联”前期的重要论争，是党领导下的文艺组织对相关问题的摸索，它为后来的延安文艺思想提供了经验。文艺“以人民为中心”则是在延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市场经济的现实和“两个一百年”的历史机遇对文艺和文艺工作做出的理论概括，既有现实针对性，也有理论可行性，从而能更好地指导文艺和文艺工作适应时代要求，为文化繁荣和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