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皇家苑囿，南苑（又称“南海子”）位于北京市东南永定河扇形冲积平原，既是清帝避暑理政的行宫所在地，又是“讲武演围”以保持“骑射技艺”的场所，属清代五大围场（热河木兰围场、盛京围场、吉林围场、黑龙江围场、南苑围场）之一。为避免永定河泛滥成灾，南苑深得清政府重视与保护。这也是永定河治理被提升至国家层面的重要原因，有许多值得传承的文化因子。

　　第一，治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人类利用自然资源，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水资源利用也不例外。人类治水，一为生产和生活，二为免遭水患。很多时候，水资源的利用属于国家或集团行为。清代永定河治理就是一种国家行为，即国家层面的治理，旨在免遭水患、避免治理过程中造成二次灾害。例如，因筑坝束水使水流搬运泥沙而导致河道淤塞、尾闾淀泊淤填，乃至水体消失、水生态恶化。为此，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处理人水关系。这种治水行为历来也被理解为社会层面的“治政”，是国家政治治理的内容，成为需要传承的重要文化。

　　清代治理永定河的目的是“保护京畿而无北溢之虞”，避免洪水危及北运河漕运及南苑围场。因永定河泥沙量大，河道多变，曾名“无定河”“浑河”，《元史》名曰“小黄河”，入顺天府宛平界，迳卢师台下，始名“卢沟河”。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自卢沟桥以下，挑河筑堤，霸州新河成，赐名“永定河”，建河神庙。是年起，开始规模化、全方位治理该河。次年十月，康熙帝巡视河工时说：“今永定河虽小，仿佛黄河，欲以水力刷浚之法试之，使河底得深”；令李光地等“将河身束之使狭，坚筑两边河堤，若永定行之有效，即以此法用于黄河”；还说：“修筑方略，皆朕亲行指授，若有参差，俱在朕躬。”康熙四十二年，南巡北返，又说：“见今永定河，朕亲指示挑水坝，俱有裨益。”

　　河经宛平看丹村南三岔口，分为两股：一股东流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是为浑河；一股南流至霸县与易水合。浑河经花乡，直逼南苑。故北京段的治理主要在宛平之卢沟桥，沿大兴西缘及南端，再延展至永清、武清一带。在武清萧家庄，与源出南苑的凤河相汇入海。南北走向的凤河就是横亘于永定河与北运河之间的一道堤坝，防止永定河水挟带泥沙涌入北运河而影响漕运。雍正初年，怡亲王整治凤河武清段，看到白河西的旷野平原数十里内，仅凤河“涓涓一带，蜿蜒而东南至武清之堠上村断流，河身淤为平陆”，“一有雨潦，不但田庐弥漫，即运河堤岸亦宛在水中矣”。由是，亲历相度，将源自京城西南且贯南苑而出弘仁桥的凉水河，自高各庄分引而南至堠上村，再“循凤河故道，开挖如淀，俾积涝有归”，以至“苑囿以南，淀河以北，行潦顺流，秔稻葱郁”。乾隆初年，建湿地澄沙防洪，护卫南苑。

　　第二，康乾二帝的治水理念与实践。在永定河治理中，康熙和乾隆帝的治水理念体现了历史进程中清人对水环境的认识程度，是国家治水的典范，具有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康熙帝以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1521—1595）“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理论为依据，主张“束水攻沙”，修筑堤防，固水于河道，人为引导水的走向，如此“水行沙刷，永无壅决”，“沙去河深，堤岸益可无虞”。乾隆帝则提倡“散水匀沙”，遵循大禹治水“以疏而非堵”原则，且完成永清冰窖以南湿地的恢复与维护。

　　在实践康乾治水理念过程中，主要官员有于成龙、李光地、鄂尔泰、孙嘉淦、顾琮、方观承等人。康熙三十八年，李光地实勘后，提出“自郭家务至堤尽处”筑堤挑河方案。将原本自宛平卢沟桥石堤以下起所筑两岸大堤，“改南岸为北岸”，南岸接筑西堤，自郭家务起，北岸接筑东堤，自何麻子营起，均至霸州柳岔口止。乾隆二年（1737）六月，永定河涨，漫南岸镇河铁狗及北岸张客等村40余处，夺溜由张客决口下归凤河。顾琮领命察勘，对前朝束水攻沙之法提出异议，认为筑堤“将河夹拢，不留水发容留之余地”，淀泊渐次沙淤。提出“十里遥堤”方案，建议遥堤绕过大镇村庄，绕不过之处，或垫高地基，或搬迁，量为拨给房间拆费。

　　此策遭到鄂尔泰反对，议于北堤改挑新河，作为南堤，沿之东下“作泄潮埝数段”，复于南北岸分建滚水石坝四，各开引河，合清隔浊，被允准。北岸张客所冲水口建坝与引河，东汇凤河。该引河以北人烟稠密，为防漫溢，又修筑拉沙埝，埝外大营、庞村、东安之南筑遥堤，阻水北溢。南岸郭家务草坝，“以淤高之旧河身酌留为天然滚水，以利分泄”。引河自“东稍北，归于下口”，分减水势。继之，方观承则疏导下游水流，建冰窖湿地。以今永清冰窖村为中心，将永定河洪水区泥沙沉淀在京南冲积扇平原。湿地西边隔淀坦坡埝及与该埝相关联的土埝，起自大兴东南向的永清郭家务。

　　土埝是指冰窖为永定河新下口后，防水西流，与隔淀坦坡埝间“拦筑土埝，御水倒漾”，此为湿地西界，大体呈南北走向。而隔淀坦坡埝是乾隆三年建于郭家务引河以南，呈西北—东南走向。即自冰窖西北方向郭家务坝口先向东南延伸，再转向东北，接连叶淀，东到三河头，直到凤河下游的东岸筑坝，阻拦永定河冲击北运河。该埝延伸部分是湿地南界，亦称南埝。后对郭家务下口至土埝约20里的隔淀坦坡埝再加高一尺，作为冰窖下口西“水道之外障”。

　　第三，治水与治政的循环往复。治水犹如治政，既关乎民生，也关乎人与水环境关系的处理。清人治理永定河的实践活动亦必然引起人水矛盾。尤其是在湿地建造与维护工程中，不可避免地圈入村庄农舍。河水在湿地内漫流，散水匀沙，迁徙不定。百姓为自身安危计，往往“筑围打坝”，以防水患，可这些统称“打坝”的民埝、民堤，占据湿地，不利于泄水。考虑到“河身多一村庄，即水势少一分容纳”，清政府在限制湿地内村庄与打坝规模扩大的同时，予以有序搬迁，且适当资助。乾隆三十一年，将南埝附近28个村庄搬出11个，迁出632户，留居北埝附近范瓮口等四村及凤河沿岸16个村庄，“一并查明户口房间，预为限制”，“不许其添盖房间”。

　　湿地建成后，由于河水泛滥冲刷，淤泥沉积，土地肥沃，形成“连岁丰稔”“一水一麦”的农耕特色。为此，搬出者又私返湿地，且“恳求皇上恩典，准民人等暂回原处耕种，房间暂停拆毁，如水道复又经由，立即搬移，不敢再领房价，情愿预行出具甘结存案”。面对人多地少、民生艰难的现实，清政府予以默许，仅发布“不得任他处村民滥行搭盖窝铺房间”限制令。几年后再查时，村庄50多个，百姓“贪觅渔苇之利，聚居高阜，水涨即以船为家”。故又迁出距河床较近村庄十多个，留者仍“禁其添盖房间，叠筑围坝，以杜占居填塞之弊”。

　　可见，在水资源利用中，人与水的斗争是循环往复的水进人退、水退人进过程。康熙帝的束水及乾隆帝对湿地的恢复，在特定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嘉庆六年（1801），永定河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南苑一带一片汪洋。吴甸、六圈地方马匹麸料被淹，“被水难民聚集在彼”。嘉庆二十四年，“溢水漫入南苑”，大兴、宛平村庄被水，漫水“大溜由黄村一带向东南下注，分溜由南苑溃墙向西红门迤西流注，其南苑红墙以西村庄具被水围，逃难村民无路可通”。清政府谕“于苑内距行宫较远高埠处所，搭盖棚场数处”，使难民暂行栖止就食。在水灾面前，避免水患仍是主旨，永定河治理循环往复。

　　人类治水，需要适应自然、遵循水性、可持续发展，这是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人类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战天斗地是一种精神，和谐相处是一种情怀，要持续不断汲取文化养分，拿捏好利用资源的不同形式，继往开来，但绝不可缺少改善民生的重要环节。清代国家治理永定河，蕴含着改善民生的要求与顺应自然的理念，反映了古人顺应自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然要求。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代京畿水环境研究”（15LSA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文化融合与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