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大一统”的实践在中国许多朝代都有体现。一般说来，这种理念和实践都强调多民族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发展。清代“大一统”的理念和实践更多地表现在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其实质是如何处理边疆民族问题。
汉唐“大一统”理念影响清朝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学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继秦始皇之后第一个在认识和实践上实施“大一统”的皇帝。唐武德二年（619），高祖李渊颁布诏书，表示“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唐太宗即位后，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政策，他反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提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他明确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汉朝、唐朝的“大一统”理念，为清朝诸帝在认识和实践上不同程度地有所继承和发展。
在努尔哈赤时期，民族问题中除了处理满族本身的问题外，还包括怎样处理满族与汉族以及蒙古族的关系，尤其是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为了进攻明朝，努尔哈赤对内蒙古采取了武力和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当内蒙古与明朝联盟时，努尔哈赤对内蒙古以武力攻打为主；当内蒙古表示归附时，努尔哈赤以怀柔为主，与内蒙古结成联盟对付明朝。他去世前，内蒙古科尔沁等部已经归附后金，这表明他对内蒙古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皇太极时期基本上沿袭了努尔哈赤的政策，但更倾向于怀柔的一面，促使内蒙古最终归服。不仅如此，皇太极还与西藏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以及和硕特蒙古贵族势力取得了联系。这一切表明，尽管皇太极时期满族贵族建立的政权仍是一个地方性政权，但已看出皇太极在这一时期具备了“大一统”思想的萌芽。
认识发展铸就清朝“大一统”理念
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鼎北京后，满族成为统治民族。其最高统治者在对待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方面，在认识和实践中又有了新的发展。顺治皇帝曾说，“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在与内蒙古的关系方面，清廷仍然采取恩威并用的政策，一方面进行抚绥，另一方面平定内乱。顺治三年对苏尼特部腾机思反清势力的镇压，便是一个例证。在对待西藏方面，顺治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并赐以封号，更表明清廷的“大一统”观在认识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进展。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清廷“大一统”观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完善时期。在认识上，康熙皇帝强调“天下一家”。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后，外蒙古归附清廷。针对秦朝修筑长城所起的作用，康熙皇帝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他还进一步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里，康熙皇帝彻底瓦解了历史上形成的隔断中原内地和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认识上的长城，这在清廷“大一统”观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康熙三十六年，平定噶尔丹内乱之后，康熙皇帝针对有人提出河套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发表意见说，“若控驭蒙古有道，则河套虽为所据，安能为患？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他又说，“朕中外一视，念其人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中外一视”“原无区别”，反映了康熙皇帝的“大一统”理念。
雍正皇帝的“大一统”观，较康熙皇帝又有所发展。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雍正皇帝对内阁官员讲了这样一段话，“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目为外夷，以为宜讳于文字之间，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谬已极哉！”他还说，“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上下一体”，“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皇帝还明确表示，“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雍正皇帝强调“中外一家”，反对“严华夷之辨”。乾隆皇帝即位后，针对大臣奏疏中的不当言辞谕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不得以蒙汉字面，混行填写”，“今乌灵阿奏折，犹以夷、汉二字分别名色，可见伊等全未留心”，“著再传谕沿边各督府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上述言论表明，满族贵族最高统治者的“大一统”民族观有了新的提升，“大一统”的理念已经成熟。
“大一统”理念有助于清朝维护国家统一
随着“大一统”民族观的提升、认识上的明确，在实践上，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也更加坚定，对一切分裂国家、损害统一的行为坚决以武力平定。康熙皇帝亲临朔漠，三征噶尔丹，彻底粉碎了准噶尔贵族危害国家统一的图谋。康熙末年，康熙皇帝两次派大军入藏，历尽艰辛困苦，终于驱逐了准噶尔入侵势力，又采取在西藏驻军等措施，保护了西藏社会的安宁和藏族人民生活的稳定，以及正常的宗教生活秩序。雍正皇帝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立西宁办事大臣，使青海蒙古最终稳定下来。雍正皇帝还根据变化的情况，对漠西蒙古准噶尔贵族势力对内地的袭扰，时而谈判，时而军事打击，赢得了时间，积累了经验。乾隆皇帝根据漠西蒙古准噶尔贵族内部的分裂，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先后平定达瓦齐分裂势力、阿睦尔撒纳叛乱、青衮杂卜撤驿之变、大小和卓的叛乱，最终解决了新疆问题，完全实现了新疆的统一，成就了清朝的“大一统”局面。对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乾隆皇帝曾说，“今幸边陲式廓，万有余里，地利方兴，以新辟之土疆，佐中原之耕凿……所谓一举而数善备焉者，孰大于是”。“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乾隆五十三年及五十六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给西藏带来灾难。乾隆皇帝派兵进藏，击败廓尔喀入侵势力，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
综上所述可见，清代诸帝对大一统的体念，到康乾盛世已趋于成熟；在实践上，对于危害国家的种种分裂行径，坚决采取军事手段给以粉碎。历史发展证明，清朝统治者对“大一统”的认识和实践，与汉、唐两朝相比，都有了新发展。正如雍正皇帝所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对于清朝的“大一统”局面，《清史稿》也记载说，“清起东夏，始定内盟。康熙、乾隆两戡准部。自松花、黑龙诸江，迤逦而西，绝大漠，亘金山，疆丁零、鲜卑之域，南尽昆仑、析支、渠搜，三危既宅，至于黑水，皆为藩部。抚驭宾贡，夐越汉、唐。屏翰之重，所以宠之，甥舅之联，所以戚之，锐刘之卫，所以怀之，教政之修，所以宣之。世更十二，载越廿纪，虔奉约束，聿共盟会，奥矣昌矣。若夫元之戚垣，自为风气，明之蕃卫，虚有名字，盖未可以同年而语”。
清代“大一统”局面形成后，第一，使得地域辽阔的西部、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成为清朝国土面积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西部、北部边疆成为少数民族的集中居住区，除汉族外，还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形成了清代民族分布既分散又集中的格局特点。第三，居住民族宗教色彩鲜明，藏族、蒙古族大都信仰藏传佛教，维吾尔族则信仰伊斯兰教。上述一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清代已经呈现并有所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