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贝卡西县的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距雅加达丹绒不碌国际港50公里、距雅加达国际机场60公里，是中国在印尼最早设立的国家级经贸合作区，也是广西在境外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对外经济贸易窗口园区，由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图为合作区内花园式工厂的厂区。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西方强国的相对衰落与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政治衰败、治理失灵问题凸显，但世界人民的发展诉求不断高涨；逆全球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愈益盛行，发展中国家对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呼声强烈。如何应对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因权力变化造成的身份焦虑与合法性焦虑？如何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提升相关国家治理能力，解决政治衰败和治理失灵造成的一系列国内、国际政治经济难题？如何坚定推进全球化治理进程，促进全世界公平、公正的发展？解决以上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紧迫而急切的任务。

　　2013年以来，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着眼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发出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强音。截至2019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来，中国已经与123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订了17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五年多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6万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达24.4万个，对外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累计超20亿美元。此外，境外工业园区、港口、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了“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国家发展水平。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投融资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塑造了世界良好的发展格局，也提升了沿线国家的治理能力，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支持，并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原因在于它通过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资源的再配置，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发展连接到一起，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发展平台。细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遵循了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一是从双边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以“治”为目标，提升了沿线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面临着工业化、现代化的紧迫需求，而这种需求产生的背景是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主导全球发展所造成的贫富分化的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贫困得不到解决，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衰败的泥淖中挣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背景，通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低息、无偿贷款等手段，为沿线国家的发展紧急输血。中国通过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再为沿线国家的发展进一步造血，培植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在相关国家的推进，客观上提高了当地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巩固了当地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并通过开拓它们的税源，进一步提升它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进而避免部分沿线国家陷入政治衰败的陷阱。

　　二是从区域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以“通”为手段，增强了区域经济整合能力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水平。“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词，它以系统思维和世界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把发展视为一个过程，把沿线国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中欧班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方式构筑形成了一种陆海联动的发展通道，打造了一个促进资源、资金以及货物自由流动的基础性网络，为打破并消除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技术壁垒创造了可能。通过数字互联、资金融通等方式拓展了区域联通的深度，通过政策沟通的方式加强了彼此政治互信的程度，这为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水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是从全球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以“同”为理想，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促进了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当前国际治理体系的主流范式，主要是西方国家在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充满了“二元对立”的零和思维。这造成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进程深入推进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的背景下，西方部分国家以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方式维护黄昏下的霸权。“一带一路”倡议以关系性思维，把全人类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天下大同”为理想，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加入，也不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为建立公平、公正的新秩序以及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推进全球治理，维护所有国家公平、公正的发展权利，急需一种新的思维。“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治、通、同”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促进了沿线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增强了区域经济整合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南海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