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川光晴著《屠牛记》 资料图片

　　佐川光晴，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著名作家，已经出版《生活设计》（获新潮新人奖）、《卷曲的爱》（获野间文艺新人奖）、《果酱空瓶》《远东先锋派正传》《灰色的瞳孔》《家庭戏剧》《永远的誓言》《银色的翅膀》《屠牛记》《我的祖母》等多部小说随笔集，在日本文坛如日中天。

　　他毕业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按理说应该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但他却进了屠宰场，手拿屠刀，杀猪宰牛。这是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学历低（大都是中小学毕业）、工资低、社会地位低。他们的妻子儿女，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愿讲自己是屠夫。他一个堂堂大学毕业生，在血腥的屠宰场，一干就是10年。

　　这种选择，当然是为了生计，但并非出于无奈，而是事出有因。他从小爱出汗，动辄大汗淋漓，而稍一着凉，又泻肚不止，为此没少吃苦头，因而想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环境。他听说屠宰场招工，那里的工作从早晨开始，中午结束，每天只干半天活，吃完午饭就走人，而且屠宰车间闷热如煮，不会着凉感冒。他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就报名进了屠宰场，当了操刀的屠宰工。劳动虽然紧张繁重，汗流如注，但干完活洗个热水澡，浑身通泰，没过多久，他拉肚子的毛病也没有了。他与伙伴们关系不错，活儿也不算太累，日子过得悠闲快活。他暗自庆幸，找对了地方，适得其所，可以安身立命。他没想当作家，也没想跳槽找个斯文的工作，然而，歪打正着，正是屠宰场的生活成全了他，使他走上了文学道路。

　　他年轻力壮，血气方刚，下午晚上没事，闲得难受，又没有别的嗜好，为了消磨时光，就大量读小说。读着读着，看出了门道，手痒难耐，于是就拿起了笔，练习写小说。对于屠宰，虽然世人嗤之以鼻，但肉还是要吃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这也是不可或缺的行当。面对世俗偏见，他有一肚子话要说，于是就有了中篇小说《生活设计》。他写屠宰厂的生活，屠宰工们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在当代日本文学作品中，这种题材的作品可能不多，发表后引起文坛很大反响并获奖。小说文字朴实，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类似日本纯文学的“私小说”，娓娓道来，而且有一点受日本普罗文学影响的痕迹，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个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去当屠夫，亲朋好友一致反对，都说他吃错了药，唯一理解支持他的就是妻子。她原来是话剧演员，现在是小学教师，思想开明，未受市俗熏染，尊重他的选择。现在，他们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三四郎，是他妻子34岁时生的，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他妻子工作很忙，无暇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为了支持爱妻，他辞去了屠宰场的工作，当起全职家庭主男，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准备早饭。妻子上班后，他送大儿子上学，二儿子上幼儿园，回来路上买菜。回到家，他洗衣服、打扫屋子，之后开始写作。两个孩子都是他带大的，母亲不在可以，他不在孩子就闹。有一次到中国来，两个孩子抱着他的腿哇哇大哭，不让他走，弄得他鼻子发酸，差点改变主意。

　　他说自己是真正的“坐家”，但每年稿费版税收入仅500余万日元，一个人生活还凑合，养家就难了，幸亏老婆有工资，不然，他这个“坐家”没法当。在夫权意识浓厚的日本，他乐于当家庭主男，而且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觉得天经地义、幸福无比，确实难能可贵。

　　他是屠夫出身，三句话不离本行。在北京，他特意去顺义看了鲲鹏集团肉联厂，但那里是机械化流水作业，每天杀猪1万头，已经看不到手持屠刀放血、剥皮、剔肉的景象。中国作家中有屠宰经历的人不多，一听他当过10年屠夫，一上午能带人手工屠宰150头牛，面面相觑，话题常常集中在屠宰上。有人谈到庄子的《庖丁解牛》，有人谈到苏童的小说《肉联厂的春天》，有人谈到莫言的《生死疲劳》，他极兴奋，一一记下篇名，希望有机会能看到这些作品。他特别欣赏《庖丁解牛》，对庖丁杀牛时的目无全牛、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他自诩日本庖丁，在所有赠送中国作家的书的扉页上，都得意地写上“庖丁解牛”四个大字。

　　我读了他的中篇小说《追赶虹的男人》，觉得主人公脾气暴烈、喜怒无常、嗜酒如命、一贫如洗，是萨克斯演奏家，还是衣衫褴褛的乞丐，靠打零工糊口……我说，这篇小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复杂，比你的成名作——专写杀牛生活的小说有趣。他笑着说，别人也这么说，有人准备把它搬上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