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路径是一种知识迁移的过程，不仅是对概念、理论或工具方法的模仿，也是在自身学术话语、认识体系和价值内核中植入新思想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它是对学术风格和学术取向的启迪，目的是激发一个文化群落、一个认知共同体、一代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认知、思考和再造。

　　知识传统与区域国别研究本土化

　　当今欧美主流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在历史上也都经历了适应本国国情的本土化改造。回顾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史，其发展分别受到不同的知识传统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

　　具体来讲，知识传统与所处历史阶段的时空意义密切相关，它代表的不仅是本国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还体现了一种超出单一国家主体性认知，在更大的空间范畴内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逻辑体系。知识传统凝结了一个时代发展潮流的基本共识，代表了最广大群体的利益立场，超越了“国内”与“国外”的分野，成为指导区域国别研究本土化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内核，最终实现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并被其他国家所模仿学习，成为一个时期主流研究范式的基本框架。

　　知识传统奠定了学术风格、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的价值基础，而遵循服务国家利益的主导逻辑则为学科本土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根本动力。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科学与政治相交织的学术领域，这一领域进行的一切学术活动离不开国家海外机构的资助与支持，项目设立也与研究者所在国的国内政治和热点议题密切相关。区域国别研究既受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也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学理支持。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正是通过战略、政策、观念、话语等媒介将国家利益“内体外用”的过程。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背景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的本土化面临着独特的时代背景。

　　首先，发展中国家崛起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华盛顿共识”确立三十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做法不仅没有弥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内生缺陷，还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长期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使全球风险显著上升。西方全球治理体系和霸权秩序遭到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和一系列“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反噬。然而，单极霸权的体系结构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舆情环境尚未瓦解。随着中国等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反对霸权进而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业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其次，“文明冲突论”逆潮泛起。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使其在国际规则、规范、价值观等方面拥有话语主导权。西方国家长期凭借文化霸权地位干涉他国内政，挑唆区域矛盾，这种对非西方文明文化的贬斥打压使之在国际舆论和话语体系中长期失声。因此，以理论为基础，加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可以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炮制和鼓吹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制度对抗论”进行反制。

　　最后，在全球安全困境、发展困境和治理困境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借鉴中国经验，倾听中国声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学术界不断推动中国理论、中国范式和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思想的最佳媒介。探索如何更好地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验思想推向国际，如何分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成果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在知识领域努力的方向。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方向

　　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承担着服务国家对外工作的紧迫使命，而且肩负着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历史重任，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路径也应从三个方向挖掘知识传统，获得发展动能。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出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新理念。这一思想体系源于“和而不同”“大道为公”“天下一家”等中国传统世界观。以这一思想体系为知识传统，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不仅能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还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掘国家间共性，启发、构建、维护一套全人类共同适用的叙事框架。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探索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它是一种着眼于区域合作和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重大构想。服务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区域国别研究本土化发展的快车道，它不仅为加强各国学者交流合作提供了相关区域平台，还营造了一个以开放包容、和合共生为价值导向的研究网络，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重要平台。

　　其次，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深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根本遵循。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文明交流互鉴揭示了“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本质，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内核，凝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力量，奠定了各文明和谐共生的思想理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支撑。以文明交流互鉴为知识传统，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用好地区多元文化特色和优势。这不仅超越了传统西方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的局限性，而且为国家间互信合作夯实了文化基础，有利于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社会风貌，增进中外学者间的交流合作，从而培养更优秀的研究团队，增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最后，构建中国学派。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还在于积极构建源于中国实践经验、发扬中国思想理论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学派。在理论层面，一方面，要将中国原创理论流派作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研究话语。另一方面，要妥善分辨和反思西方概念理论的适用性，在时间维度下提取西方概念理论的普遍性规律，结合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对其进行重构。在方法层面，不仅要进行充分的田野调查和翻译活动，积极利用“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实时跟踪区域动态，而且要注重对已有的碎片化知识进行整合，最终提出功能性、系统性和去中心化的治理方案，形成一个可操作、可检验、可迁移的总体知识框架。

　　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人类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区域国别学升为一级学科不仅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最新实践，必将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