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包括农、林、牧、副、渔的综合性农业全书，相传由北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所撰。它对北魏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高水平的农业科学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且最具价值的农学科学名著。《齐民要术》的重要性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包罗丰富的农业科技知识得益于先民长期的社会实践积淀；其次是由其版本流传所见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物质、文化交流。

　　《齐民要术》的现实积淀

　　今传本《齐民要术》卷一至卷十记述的主要内容，在出土简牍材料中均可找到相对应或相似的内容，显示出贾思勰编撰此书是有着丰厚的社会现实、文献积淀作为参考的。

　　改造自然环境与促进农业生产密不可分，特别是水利工程的兴建。《齐民要术》的作者在“序篇”中多次强调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如引《仲长子》“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还举召信臣为南阳令兴修水利的事迹：“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灌溉。民得其利，蓄积有余。”在西北简牍中，可见多处汉代在河西地区兴修水利灌溉工程的记载，如敦煌马圈口堰、居延骍马田官泾渠、玉门塞外之海廉渠等，此外有按序数命名的灌溉渠道，如居延汉简中有“第五渠”，敦煌悬泉汉简中又有当地“民自穿渠”和“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水门即用木、石、土等修筑的主干渠道与各支渠间的分水闸门。肩水候官遗址地湾汉简有“右水门凡十四”的记载，说明肩水候官一带某渠道沿线共有14处分水闸门，可见该渠灌溉范围之广。汉代河西的水利工程除了分布各屯区的灌溉渠道外，还有开掘很深的水井。敦煌和居延汉简中就有许多“井”的记载。走马楼吴简《诸乡枯兼波唐田顷亩簿》是临湘县（侯国）对境内“枯兼”农田水利工程的调查统计。从灌溉面积看，这些“波溏”多为小型灌溉工程；从“枯兼”年份看，这些“波溏”当多为东汉时兴修。“波溏田”超过500顷者至少有3个乡，整个临湘县则超过数千顷，亦可见长沙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发达。

　　种植方法的进步同样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有效手段，如区种法。区种法也叫区田法，特点是把庄稼种在带状或方形的小区中，在区内综合运用深耕细作、合理密植、等距点播、施肥灌水、加强管理等措施，获得高额丰产。关于区种法的起源，有学者认为是在农耕初期以耜凿穴发展而来，后由氾胜之加以改进总结。《氾胜之书》虽已亡佚，这部分内容却在《齐民要术》之中留存。今本《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第三》详细记载了区种法下不同农民每区大小、间距和作物的产量。具体运用区种法的作物有大豆、麦、瓜、瓠、芋等。卷二《大豆第六》《大小麦第十》《种瓜第十四》《种瓠第十五》《种芋第十六》，均提到“氾胜之区种大豆法”“氾胜之区种麦”“氾胜之区种瓜”等。石声汉曾考证“区”字的读音和本义，认为该字当读为ou（欧），本义是坎。根据作物的不同，坎的宽度、深度不同；种植作物时一般会在坎底部先施上肥料，然后再播种。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一，■，坎方尺有半，深至肘，即烧陈稾其中，令其灰不盈半尺，薄洒之以美酒，即莤荚一、枣十四、■之茱萸、椒合而一区，燔之坎中，以隧下。已，沃。”此处“区”即为“坎”。这种治疗方法和区种法的共通之处是都要挖一个坎，坎底要预先铺上肥料或药物。帛书医方外，武威汉代医简里也有类似的做法。简帛医方与区种法相类同，这种疗法张雷称为“坎熏法”。借鉴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科技的坎熏法，不仅体现传统医学和农业的密切关系，也是《齐民要术》中社会现实与文献积淀的绝佳例证。

　　版本流传与物质、文化交流

　　《齐民要术》的著录，虽然始于《隋书·经籍志》，但是最早的刻本刊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这次刊刻“有以要术中种植畜养之法，为一时美谈”的说法，但时人见刻印的原书已较困难。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张辚借向伯恭所藏天圣年间“崇文院本”重刻“龙舒本”时，葛祐之曾有《后序》介绍刊刻始末，其云：“欲求善本（崇文院本）寓目而不得”，“盖此书乃天圣中崇文院校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这说明在南宋初年，崇文院本《齐民要术》已属罕有。南宋张辚所刻“龙舒本”同样早佚。国内流传的《齐民要术》版本，以明嘉靖三年（1524）马直卿刻于湖湘的“湖湘本”影响最大。万历三十一年（1603），胡震亨依“湖湘本”复刻入秘册，即《秘册汇函》本；后毛晋从胡震亨处购得《秘册汇函》原版，稍加校勘后，于崇祯三年（1630）编入《津逮秘书》，是为明崇祯毛氏“津逮本”。这三种明代刻本，同出“湖湘本”一系，如学者所言“湖湘本”删削、“津逮本”讹字脱文，弊在臆改处多有，但因其名气大、印数多、销量广，流毒甚多。

　　早在日本平安时代，藤原佐世于宽平年间（889—897）为天皇家的馆藏汉籍图书编写《日本国见在书目》时，即著录有《齐民要术》手抄本（唐抄本）。日本京都博物馆现藏存世“崇文院本”唯一的孤本残卷，原为京都高山寺收藏，故又称高山寺藏本。至清季版本目录学家杨守敬，曾得到过高山寺藏本残卷的影摹本。致力于《齐民要术》版本搜集的罗振玉得知后，百般搜求后得以据高山寺藏本影印，收入《吉石庵丛书》。高山寺藏本之外，1274年前后，北条实时曾组织大批学者在其领地武藏国金泽（今横滨市金泽区）抄录典籍。当时北条实时通过名僧小川僧正从高山寺借得抄本誊写，高山寺藏本《齐民要术》因此机缘得以存世。因其曾收在“金泽文库”，故称“金泽本”，其体式与高山寺藏本相同，基本保存了北宋刻本的面貌（仅缺第三卷，存九卷22轴）。1950年，西山武一先生将该本的影印本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收藏。由此，基本完整、系统的北宋刻本《齐民要术》终于回到故土。

　　《齐民要术》在日本的影响，早已超越学术领域，而跃升为指导民众日常饮食文化形态的元典，由此诞生“贾学”这门亘古维新的学问。早在20世纪前半叶，篠田统就从研究腌渍、发酵食品着手，为“寿司”这一日本传统美食在《齐民要术》中找到了最初源头。而《齐民要术》本身对古代东亚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亦有显著体现。书中大量记载了使用牛、羊及其副产品作为食物原料的烹饪方法，如作酢酪法其实就是制作酸奶，是对牛乳的二次加工。当然，进入中原腹地的少数民族也开始受到汉人烹调方式的影响。书中记载的“作羊蹄鲊法”“羊节解法”“蒸羊法”“蒸肫法”“蒸鹅法”“蒸鸭法”等多种肉食食物的制作过程中，均使用葱、姜除膻，这不仅是北方少数民族饮食结构上的重大改变，也表明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以饮食为媒介的习俗交流。《齐民要术》卷十还有中原与东北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中引用《魏书》“乌丸，地宜东墙……能作白酒”。由此可见，《齐民要术》的撰作，体现的是整个东亚地区的农业科技发展情况，在其成书并传布到“汉字文化圈”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东亚各地区农业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而持续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19ZDA2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