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王道士无意间打开了敦煌藏经洞，沉睡其中的七万多件4—11世纪的写本文献（少量是印本）、画绢和其他文物重见天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家的贫弱，这些珍贵遗存的一大部分在不长的时间内被帝国主义列强盗劫到世界各地。敦煌文物流散、收藏在欧美、日本等近10个国家及国内（包括香港、台湾地区）7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和私人手里。由于敦煌文物本身的百科性质，以及敦煌文献由10多种文字抄录而成，敦煌学一经诞生就具有国际性质，所以很短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国际显学，在引领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被称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
敦煌学的兴起，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清代嘉道以来徐松、龚自珍等开创的“西北学”的延续和发展，不仅是新材料的发现，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学术风气因之一变。从此，中国的学者认识到，研究中国学问，不能只翻阅四部典籍，要关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国的学术开始走进国际学术语境。所以，敦煌学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意蕴的研究领域。而敦煌学与巴蜀还有着深厚的天然因缘。
第一，以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为代表的陇上石窟与巴蜀地区的石窟，尤其是川北石窟关系非常密切。成都及周边地区出土的背屏式造像、造像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南朝佛教遗存之一，在造像内容、题材组合、艺术风格、雕塑技法、佛教思想等方面除了受建康为中心的南朝文化影响外，明显有陇右造像因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陆续发现的茂名、汶川一带的造像碑更能说明这一点。开凿于北魏晚期的广元千佛崖窟龛中，则能更清晰地看到同时期麦积山石窟的影响。隋唐以后，四川地区的石窟造像艺术在全国可谓独树一帜，一改南方的石窟开凿长期滞后于北方的现状，并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它不仅影响到同时期陇东南一带的佛教造像艺术，而且在图像内容、题材等方面也体现出与长安、陇右、河西地区石窟艺术的高度一致性，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本（少量印本），除了来自长安和河西地区自己制作的外，巴蜀地区是另一个重要来源。敦煌佛经中有一部分传自西蜀（今成都），敦煌黄历抄本、印本中有一部分来自西蜀，敦煌一些唐代诗人的作品，像岑参的一些作品，就是从西蜀传过去的。敦煌写本中所反映的词汇和语音，与巴蜀方言有密切关系，龙晦先生对此有比较系统的讨论。
敦煌文学与巴蜀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可以说巴蜀是敦煌俗文学的源头。敦煌文学中，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最大的是变文和曲子词。变文是连接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到宋元说唱文学的桥梁。郑振铎先生的名著《中国俗文学史》写道：变文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的连锁；没有变文，中国文学史的诸多重要问题就不能解释，变文的发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但变文最早出现在哪里，至今仍是学术难题。有大量的材料证明，变文与蜀地关系最为密切。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的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转变”（转唱变文）就已在蜀地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也将作为蜀地娱乐方式的“转变”伎艺带到长安。现存唐诗中关于“转变”的作品，几乎都和蜀地、蜀女有关。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妖姬未着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这位来自锦江边的女子，讲述的正是王昭君变文。来自巴地的李远写有《转变人》：“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风流新画独徘徊。场边公子车舆合，帐里明妃锦绣开。休向巫山觅云雨，石幢陂下是阳台。”他所描写的情景，当是巴蜀演唱昭君故事的情况。李贺《许公子郑姬歌》：“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演唱者是“郑姬”不是“蜀女”，但她用的画图是“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这些诗中所写的王昭君变文，恰好还保存在敦煌写本中，说明敦煌写本《王昭君变文》就是由蜀地传入敦煌，再经过了敦煌艺人的改写。P.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明确记载其产自蜀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何时得到乡地去。”后蜀广政元年为947年。该卷写于后蜀西川静真禅院，后流传到敦煌。龙晦先生考证该文用韵与四川方音相合，并认为唐代著名诗篇韦庄《秦妇吟》、S.4037《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都是由蜀地传入敦煌。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道教话本《叶净能诗》见于敦煌写本。本篇写叶净能的无边法术，“上应天门，下通地理”，对于天下鬼神，“要呼便呼，要使便使”，“绝古超今，化穷无极”，因而叙述了一系列奇异的故事。通篇为散说，结尾有韵语哭辞，与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类。本篇的编者虽不可确考，但所叙叶净能十余则故事中有一则唐明皇“剑南观灯”值得关注。“明皇观灯”屡见于唐以来史籍，但除一处作“广陵观灯”，其余均作“凉州观灯”（参见《敦煌变文集》该篇校记）。而唯独《叶净能诗》作“剑南观灯”。唐安史之乱后，广陵陷贼，凉州亦很快为吐蕃乘机攻占，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再也没有往日“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盛况。把“凉州观灯”改为“剑南观灯”，说明话本的改编者最有可能是蜀地道士。由此可见，蜀地与敦煌文学的关系至为密切。
敦煌远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和巴蜀隔着沙漠戈壁、草地高原，沟壑纵横，道路崎岖，何止千山万水！那么当年的这条丝绸之路到底经过哪些地方？两地如何交通？近年来研究陇蜀古道的成果日渐增加，但大多限于陇南到蜀地。在陇东南被阻隔的情况下，敦煌如何同巴蜀交通？严耕望《唐代岷山雪岭地区辐射交通述》、唐长孺《南北朝时期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陈祚龙《中世敦煌与成都之间的交通路线》及荣新江的相关论文进行过很好的探索。但他们主要还是从文献到地图，缺乏实际考察。真正要弄清从西域敦煌到巴蜀的通道，还有待历史地理学的田野考察。因为在陆地丝绸之路作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通道的13世纪之前，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敦煌至长安的大路常常被切断，这时从敦煌经松潘再到成都的通道就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南朝和五代这两个南北分裂时期，这条通道是当时朝廷与西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这也许是敦煌学和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作者系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