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教育学于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现已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研究领域。当前，我国教育实践已然发生明显变化，教育研究的真切对象的内在机理已与过去显著不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一项基本动因。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自身。教育以培养人为旨归，尤其受到了强烈冲击。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手段已全面渗透到教育之中，数字化转型成为当下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方向和紧迫任务。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的现实图景，而且引发了众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成为我国教育研究不得不直面的根本变革的关键表征之一。因此，有必要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对现象学教育学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进行审视和反思，进而厘清其继续发展的路向，并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首先，现象学教育学研究必须关注中国自己的教育实践。现象学教育学是从域外引进的舶来品。过去我国部分学者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理论往往无意识地采取仰望的姿态，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对我国教育自身问题的忽视，以及对西方理论在我国语境中如何批判地运用、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关注不够。再者，现象学教育学进入我国的时间不长，我国学者对之还处于理解、研究的阶段，对于现象学教育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尚无暇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现象学倡导“朝向实事本身”，而我国部分学者执拗于现象学教育学理论文本的解读、阐释，未能将研究扎根于我国教育的“大地上”，与我国的教育实践特别是真切的教育生活世界疏离，没有基于我国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独立开展“切身”的研究，这种态度恰恰是“非现象学”的。引进、借鉴域外的教育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和解决我国所面临的问题，应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不能仅仅出于个人学习或研究的狭隘目的。因此，我国现象学教育学研究应立足于自身活生生的教育实践。数字化是我国教育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其积极效应有目共睹，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不容忽视的新问题。现象学教育学如能对此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教育革新，而且能够真正体现自身研究角度的新颖性与独特性。
其次，我国现象学教育学的研究必须注重创新。当前，我国现象学教育学的研究仍以对国外理论的翻译、评介、阐释为主，不少文章其实是研究者对国外理论的解读或学习心得。换言之，迄今我国现象学教育学研究流行的是“书斋式”的思辨研究或跟随式的研究。不少学者满足于“坐而论道”，一知半解、人云亦云，而不是扎根于我国教育实践开展本土研究。切实运用现象学方法论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学者不多，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这制约了我国现象学教育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也影响了其对我国教育实践的洞察与引领作用。现象学既是本体论哲学，也是与唯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迥异的认识方法论。当前数字化转型中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和新问题，这既对现象学教育学的研究提出了挑战，更为其提供了具有时代感、极富价值的新问题域。若能恰切地运用这一方法论对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将能开辟教育研究的一方新天地，生产出丰富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学知识。换言之，现阶段我国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亟须超越浅显且急功近利的“套路”，转而面向数字时代教育的新图景，尤其是我国的本土问题，踏踏实实地开展“接地气”的研究。“做”现象学的研究进路是生产有价值的教育学知识的本真需要，只有原创性的、扎实的具体研究才能保证我国现象学教育学领域的知识积累，并不断生发新的研究方向，为该领域的稳步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我国现象学教育学研究必须重视对现象学经典著作的研读。现象学哲学是现象学教育学的母体。然而，我国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却不是从现象学哲学中生长出来的，而基本上是以马克斯·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理论为起点的。但是，若与现象学的经典著作相参详，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其实并不纯粹。范梅南的学说尚未跳脱出自然态度，更像是依赖于主观经验的心理学研究，而不是对教育“如其所是”的本质的现象学追寻。我国许多学者之所以没能批判地学习范梅南的理论，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对现象学哲学的经典著作研读不深刻、不到位。国内不少现象学教育学研究者不去精读现象学哲学的原著（译著），仅仅依靠阅读一些二手文献来获得对现象学的浅显了解。这样就导致不少现象学教育学研究者实际上对现象学哲学的理解似是而非，误将对教育经验和教育现象的体验描述视作现象学教育学的研究，同时不少研究结论与现象学哲学的原意明显不一致，甚至不啻是反现象学精神的。例如，一些研究者提出现象学是质性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这显然是对现象学的误解。胡塞尔明确反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尤其尖锐地批判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的意义”。提出这一观点的研究者没有认真阅读现象学的经典著作，仅凭自己的臆想便建立质性研究方法与现象学之间的“联系”，不可避免地违背了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总体上看，我国现象学教育学的研究较为普遍地存在对现象学误读、误解、误用的现象，这是该领域研究存在的隐患，也导致其在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问题时难有作为。为了扎牢根基，确保研究不偏离现象学的本义，我国的现象学教育学学者必须摒弃简单依靠间接文献的“捷径”，沉下心来系统地钻研现象学哲学的经典原著（译著），精准把握现象学的要义，如此方能行稳致远。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