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贸易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边境旅游开始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关注。学界普遍认为，边界效应（包括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是影响政府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其中，屏蔽效应源于阻碍旅游客流的要素，包括物理障碍（如防御工事、边界围栏等）和心理障碍（如不同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带给游客的心理压力等）；中介效应源于促进边界两侧地区进行接触和交流的要素，如异国风情、跨境贸易、文化交往等。

　　跨境旅游合作是双向旅游发展重点

　　实践证明，消除物理障碍的政策确实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显著效果。例如，欧盟国家签署《申根协定》后，纷纷撤销各国边境道路管制并接受统一的申根签证，极大地刺激了各国边境旅游业发展。不仅如此，随着国际交通日益便利、通信技术迅猛发展，边界从限制旅游者空间位移和行为自由度的障碍，变成激发其旅游动机的吸引物，边界中介效应成为驱动边境旅游发展的动因。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跨境旅游合作，以便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内推动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然而，全球开展跨境旅游合作的地区很多，成功的案例却较少。

　　虽然边境两侧地区在语言、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这些差异总能通过有效的营销策划，转化成具有吸引力的边境旅游产品。与之相比，边境两侧地区的制度差异才是形成屏蔽效应的关键。究其原因，边境地区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但是，跨境旅游治理迥异于非跨境旅游治理——非跨境旅游仅克服同一体制下不同公共部门、私营企业和当地社区之间的部门差异即可；跨境旅游既要克服部门差异，还要克服不同国家的体制差异。如果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过大，这种非对称性因素就会形成跨境旅游合作的障碍。

　　2010年9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2年6月，双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俄罗斯联邦旅游署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俄两国合作不断深化，旅游是两国合作的亮点，而跨境旅游合作是推动中俄双向旅游发展的重点。

　　虽然中俄边境地区一直积极开展跨境旅游合作，但我国对俄边境旅游增长却收效甚微。以省内城市规格最高、运输距离最近、通关能力最强的口岸黑河为例，2013年“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黑河市入境旅游人数从43.5万人次经小幅下降后，于2018年恢复至43.9万人次；2019年因对俄经贸和交通改善，才出现显著增长，入境旅游人数升至51.1万人次。究其原因，在物理障碍和心理障碍大幅减少的条件下，非对称性制度因素浮出水面，成为制约中俄跨境旅游合作深化的瓶颈。在中俄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12—2013年为中俄旅游年、2014—2015年为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2016—2017年为中俄媒体交流年、2018—2019年为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相关活动在各地热烈进行。作为中俄旅游合作的重要阵地，黑龙江省各地市积极开展合作交流，举办中俄界江国际冰雪汽车挑战赛、中俄艺术家作品联展、中俄大学生联合文艺演出、中俄未来媒体人创作挑战赛、中俄区域媒体交流合作研讨会、中俄双子城展览会、中俄地区旅游合作交流年会等一系列活动。但是，这些节事活动、人文交流、合作研讨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跨境旅游合作领域中的非对称性制度问题。因此，2013—2018年期间，不仅黑河市入境旅游人次（以俄联邦为主）没有显著增加，黑龙江省入境俄联邦游客数量甚至从97.29万人次降至85.44万人次。

　　重视非对称性制度因素

　　非对称性制度因素涵盖边界两侧地区在国家政治体制、区域治理制度和行业管理制度等层面的差异。就产业运行机制而言，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是优先发展入境旅游来增加外汇储备，然后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发展国内旅游，进而发展出境旅游；各级政府在旅游业发展进程中实行比较严格的行业管理，在产业成熟度增加的条件下逐步放权。与中国不同，1991年俄联邦成立后，旅游业开始转轨改制，但是早期政府对旅游市场的监管很宽松，市场比较混乱；1996年俄联邦出台第一部规范旅游市场的法律《俄联邦旅游活动基本法》，旨在大力支持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发展，而且不鼓励大规模出境游；2011年《俄联邦国内和入境游发展纲要（2011—2018）》获准实施，再次强调国内游和入境游的重要性。

　　制度因素不仅导致边境两侧地区在旅游交通和服务接待方面的显著差异，而且使两国边境地区的融资渠道与环境、企业运营效率、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出现诸多问题，客观上要求中俄双方进行深度协商、协调步调和相互理解。事实上，由于中俄两国边境线漫长，非对称性制度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以拥有最长中俄边境线的黑龙江省为例，3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分布大量的水运、公路和铁路口岸，与俄联邦的外贝加尔边疆区、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犹太州、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等多类型的行政区毗邻。因此，黑龙江省开展跨境旅游合作时，不仅要关注中俄之间的国情差异，还要熟知俄联邦各类型行政区在经济、政治方面的权力构成和利益分配，及其与联邦政府的条约关系。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和缺乏沟通，中俄边境的地方政府虽然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是这种合作关系囿于旅游产品开发领域，双方并未实时跟踪彼此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发展动态，缺少对非对称性制度障碍及其政治背景、意识形态、文化圈层等方面成因的深入理解。

　　建立利益协调有效机制

　　已有的研究表明，缺乏参与性的跨境旅游合作容易导致邻近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中俄跨境旅游合作要求两国边境的旅游企业、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达成共识，在跨境背景下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携手实现有利于双方的共赢目标。因此，破除非对称性制度因素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势在必行，可以从下列三方面考虑。

　　通过知识转移来改善中俄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内容和效率。组织中俄外语、历史与旅游领域的专业人才，建立跨境信息交流平台，全面解读中俄边境两侧地区的旅游政策法规、旅游业供求结构与动态、市场监管与维权途径，以及相关的经济动态与财税政策、行政结构与管理权限、文化偏好等，实现跨越国别差异、行政结构差异和管理部门差异的知识转移。

　　借力跨境旅游合作项目，驱动中俄地方政府携手实现共赢目标。合作开发跨境旅游线路，而非各自开发境内的边境旅游线路，通过联合开发、联合营销，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通过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利用新兴数字技术，实现跨境旅游合作模式创新。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建设“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而俄联邦是“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的重要合作伙伴。大数据共享有利于中俄双方实现数据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物资流之间的多向移动，以及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资金链之间的共建共享，从而使跨境旅游更为便利化。借助区块链、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可以将以往需要大量时间和人工干预的流程自动化、智能化，减少中俄双方在签证、通关、接待等方面服务效率和质量不对称的现象，以及OTA平台跨境支付、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为实现中俄跨境旅游提供技术支持。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对俄边境地区跨境旅游合作研究”（18GLE47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