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牛津大学维康伦理与人文中心高级研究员马鲁·莫米那（Maru Mormina）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卫生公平高级研究员艾菲安伊·M.思索福尔（Ifeanyi M.Nsofor）于“对话”网撰文称，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至今，欧洲已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死亡率最高的20个国家中，有10个位于欧洲。美国则成为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全球最多的国家。与欧美相比，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得更好。
非洲抗疫成效显著
根据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10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超过166万，病亡人数接近4万，死亡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相较于非洲脆弱的医疗卫生体系，其抗疫表现超出预期。
思索福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非洲国家用事实表明，在应对流行性疾病过程中，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对非洲各国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唯一需要处理的流行性疾病问题，它们还常年应对拉沙热、黄热病、霍乱、麻疹以及许多其他流行性疾病。长期与流行性疾病斗争积累出的经验，使非洲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警惕性更高，更愿意提前统筹资源以遏制疫情的蔓延。非洲国家对疫情的反应行动非常明确，显示出抗击疫情的强大政治意愿。当资源有限时，遏制和预防才是最佳策略。
病毒传播不分国界，这是非洲各国在应对埃博拉病毒的经历中的切身体会。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非洲各国领导人表现出了共同抗击疫情的意愿。非洲联盟成立了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努力提高非洲整体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非洲联盟还建立了一个用于购买实验室和医疗用品的平台——非洲医疗用品平台（AMSP）。它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透明度和公平性，降低了对关键物资的竞争，与某些发达国家在竞争医疗设备时使用的不正当策略形成鲜明对比。
借鉴发展中国家经验
对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发病率，有人认为，这是与死亡记录的方法不同、人口统计资料不完善、户外场所的使用频率较高或者个体已在其他类型的感染中获得潜在保护性抗体等因素有关。在莫米那看来，统计学层面的不确定性和有利的生物学条件，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抗疫表现较好的原因。
在对疫情作出更早、更有力的回应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显然表现更佳。思索福尔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应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Ebola）病毒的历史记忆。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卓越的应对能力和创造力，但发达国家对它们却鲜有关注。在研究应对疫情的成功策略时，许多发达国家的记者和政客引用了德国和新西兰等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然缺乏向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意愿，从而造成了经验获取的“盲点”。在疫情应对的组织、准备和创新方面，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值得发达国家学习的经验。
10月初，英国广播公司官网刊文总结了非洲应对疫情成效显著的原因。首先是快速有效的行动。从疫情一开始，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就采取了严厉措施，试图减缓疫情的传播。其次是公众的支持。2020年8月的一项调查显示，非洲民众对安全措施的支持程度很高，8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前一周都戴着口罩。通过实施严格的公共卫生和社会管理措施，非洲联盟成员国得以在3—5月间控制住疫情蔓延。再次是非洲年轻人口比例较高。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全球范围内大多数死亡者的年龄都在80岁以上。最后是较为成熟的社区医疗系统。尽管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医院基础设施不如其他地区发达，但非洲大陆的优势在于其社区卫生系统久经考验，曾在应对埃博拉等疫情过程中积累了病毒测试、隔离感染者、追踪接触者等公共卫生实践经验。
通过多边机构参与全球治理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项目副主管伊丽莎白·唐纳利（Elizabeth Donnelly）表示，过去10年中，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为全球和平与稳定、发展成果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作出了贡献。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非洲迅速动员起来对疫情作出回应，各国卫生部长2月就召开了关于控制疫情的第一次会议。随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协助下，非洲各国财长会议讨论了应对疫情的财政措施，并建立了非洲联盟新冠肺炎应急基金。在呼吁全球领导、集体政治意愿和通过多边机构进行协调的过程中，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表现也很突出。由于非洲各国仍然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以及更强大国家间竞争的影响，非洲各国政府一直把团结视为应对疫情的口号。
疫情期间，非洲国家在多边机构中的集体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是，新兴的全球多极化也为非洲国家创造了机会，使其对外关系更加多样化。唐纳利认为，非洲国家若想在恢复经济的同时逐步实现社会经济转型，就要提高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通过参与规则制定造福自身。如果非洲各国只依赖双边行动，不重视通过多边机构有效地工作，它们的利益可能被低估或受损。当前，这个不平凡的时期为推动可持续的国际变革提供了机遇，非洲参与者需要继续努力争取其在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并在制定国际议程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