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实用之物，中国古代印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被随身佩带以备钤用。因此，为了携带方便，大多在印钮部位留有穿孔用来系结印绶。

　　不过，古印中也有一种无钮的印章，一般为私印，多呈扁方形，少数为正方形、长方形、圆柱或椭圆柱等形，在印侧对面穿孔以便佩带，故称穿带印（关于穿带印的形制，可参考叶其峰《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中“穿带印”条）。同时，由于印文、图像等内容往往刻划于上下两个印面，所以又被称为两面印。例如，马国权在《汉印概论》中说：“两面印，亦称穿带印。创始于战国，盛行于汉代。方形而体扁，两面都铸刻印文，中间多横穿一扁孔，也有作圆孔的，以便穿上带子，作佩带之用。”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可以确定先秦时代已经出现穿带印。如故宫博物院藏有“奠冈·敬”“事□·□”“后□邦·后□□”“□月上·私句”（《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东方维·维”双面战国古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受印身形状影响，多数穿带印的穿孔一般也呈扁方形状，作圆形穿孔者则又有单孔、双孔之分。穿孔形状、数量的不同，也体现出时代的差别：“战国、秦方形穿带印，穿多圆……秦印还有二穿者……汉穿带印穿皆扁方。”（《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古玺印选》所收录的穿带印中，秦代双面印“王鞅·臣鞅”（如图）即是圆形双孔；汉印“孙贵·孙子夫”则为扁孔。

　　由于存世的穿带印大多是两面印，所以学界往往直接将二者画等号。但是，从目前披露的各种出土和传世资料来看，古代的穿带印实物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单面印、三面印和四面印。也就是说，除了穿孔的两个侧面外，穿带印存在单面或多面组合刻划文字或者图案的可能性。

　　例如，经发掘出土和历代著录的穿带印中，单面印有故宫博物院所藏“方将吉”铜印（《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珍秦斋所藏的三晋古玺“肖（赵）春”（《珍秦斋藏印·战国篇》）、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的“淳于椄”铜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集》）、南京市博物馆藏“曹锡”铜印等（《南京市博物馆藏印选》）；三面印有汉印“龚福·龚少公·共少君”（《虚无有斋摹辑汉印》）、汉印“赞长孙印·赞德·臣德”（《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汉印“段宣私譣·段宣·段长孙”（《大风堂古印举》）；四面印有楚玺“臧芋·臧□·敬上·信玺”（《珍秦斋藏印·战国篇》），汉印“侯婴·图像·图像·图像”（《湖南古代玺印》）等。

　　穿带印除单独使用外，还可以作为套印（子母印）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在套印“臣信（母印）、弓长孙·弓信（子印）”（《湖南古代玺印》）中，双面穿带印“弓长孙·弓信”就是作为子印套在“臣信”桥钮母印中的。又如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所出桥钮套印“封信愿君自发（母印）、王奉世印·王少孙印（子印）”。马国权《汉印概论》提出，故宫博物院所藏十钟山房藏印中有“王少翁·日利（母印）、王驾·长光（子印）”等五方双套两面印，“即在一个稍大的两面印之内，再套上一个稍小的两面印”。《大风堂古印举》中也有“霍成私印·臣成（母印）、霍成·图像（子印）”双套两面印。

　　由于一般是私印，穿带印的材质并无特殊的规定限制。凡是其他私印可用的材料，穿带印一般均可使用。从出土发掘的资料来看，穿带印以铜印为大宗，其他材料还有玉、银、牙、骨、木、石、泥，等等。如《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收录有双面玉印“孙熹·郑朱”，双面象牙印“王禧·李野”“张龢印信·张龢言事”，双面木印“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臣光”“张偃·张伯”，双面石印“唐子平·唐子平”，双面泥印“司马息·司马中孺”；南京博物院藏有双面银印“工师调印·工师长君”；《中国古印：程训义古玺印集存》中收录有“巍楚客·臣楚客”双面骨印。

　　就印面尺寸而言，穿带印为方便佩带，一般不宜过大，应当与同时期的私印尺寸相一致。如汉代穿带印尺寸多在方寸以内，与一般私印尺寸基本相当。偶有稍大于方寸印面者，如南京江宁湖熟镇东汉早期汉墓出土木质“黄帝神印”圆孔穿带双面印，边长3.4厘米（《南京市博物馆藏印选》），另一面白文篆书印文五行，行四字，施界格，印文漫漶不清。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作穿带印，尺寸或有较大差异，如吉林集安出土的高句丽两面穿带私印“癸亥年正月中·栈天如郎□中”（此印释文多有不同，本释文据《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印面尺寸为6.0×5.8厘米，远大于中原地区一般的穿带印尺寸。

　　关于穿带印的印面内容，马国权曾在《汉印概论》中列出了两面印的七种组合方式：姓名印与表字印、姓名印与臣妾印、姓名印与吉语印、姓名印与肖形印、吉语印与肖形印、两面吉语、两面肖形。随着近年来各种资料的不断发现，印面内容展现出了更多的组合方式，如双面印的组合有双面同文姓名（或表字）的“江去疾·江去疾”（《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赵胜客·赵胜客”（《十钟山房印举》）、“唐子平·唐子平”，官职加姓名与臣妾印组合的“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臣光”（《古玺印概论》），双面言事印“孙泓言事·孙泓白事”（《十钟山房印举》）等。至于多面穿带印的组合形式，就更加丰富多样了。

　　值得注意的是，穿带印中的双面姓名（或表字）组合，还有一种双面异姓（或同时异名）的情况。如《十钟山房印举》所列之“东里葆·厨稚公”“张毋智·霍毋智”“田建·第五建”；《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中所载的“王禧·李野”“孙熹·郑朱”等。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然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穿带印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作为随身印信。在印主人去世后，又往往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因此在很多墓葬中都有出土。也有的穿带印便是专门制作为明器使用的，如“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臣光”（《古玺印概论》）。此外，穿带印还被作为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用印，前面提到的南京江宁湖熟镇东汉早期汉墓出土的木质“黄帝神印”圆孔穿带双面印，就是一种道教印章。

　　需要说明的是，与一般作为私印的穿带印不同，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记载中还有一种双面官印。这种双面印没有穿孔，学界一般将其视为印范。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铅制“五原侯印·五原都尉章”、石质“洽平马丞印·巩县徒丞印”。天津宝坻秦城遗址也曾出土此类石质双面印范“泉州丞印·范阳丞印”（《宝坻秦城遗址试掘报告》）。此外，《十六金符斋印存》中收录的两面官印“长安狱丞·□园□印”、《十钟山房印举》中所收两面官印“高陵丞印·阳陵丞印”，也当为印范（《古玺印概论》《汉印概论》）。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