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采取的积极扶贫措施使广大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但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奋斗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将这一目标定性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议题。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实现共同富裕要解决社会分层导致的社会问题。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为马克思的策略，另一种为韦伯的路径。学界以此为基础对性别、经济资源、职业声望、教育、地位、身份等维度均作了相关分析与探讨，但关于年龄别分层的研究相对较少。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将逐步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这一背景下推动共同富裕，年龄别分层的缩小是必然之举。

　　年龄分层的概念由美国学者马蒂尔达·怀特·赖利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他认为社会成员可以依据年龄大小被划分为不同的年龄组或同期群，如青少年、中年和老年群体。由于时代差异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同期群人口往往要面临与先期群人口不同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生命历程将社会群体划分为不同年龄组的方法，有助于观察与年龄相对应的社会资源特征。因而，学界也常借助社会分层方法从经济、职业、权力、社会资源等方面对不同年龄组群体进行比较分析。例如，有学者从教育视角研究农村教育需求的年龄分层，发现农村儿童、青年、成年群体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初等教育及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多重需求基本得不到满足。年龄别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为我们观察人口年龄结构及其老龄化过程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关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年龄别分层问题，有些学者聚焦于儿童群体，如按照年龄将儿童划分为学龄前儿童和学龄期儿童，并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进行分层施教以预防交通事故。有些学者聚焦于青少年群体，如对中小学人群进行年龄划分，并设置相应的急救培训课程，进而分析年龄分层培训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有些学者聚焦于老年群体，如探究不同年龄阶层老年人在人口规模构成、应对疾病能力以及劳动参与方面的差异。当然，学界对年龄别分层的研究更多还是倾向于综合研究中对不同年龄群体的比较，如从年龄别分层视角出发研究青年、中年和老年群体关于就医行为的差异、不同年龄层群体的健身需求及其健身空间的建设状况、不同年龄层劳动力主体的差异特征、中国科技精英的年龄分层状况等。甚至还有学者从性别视角出发专门探讨不同年龄层孕妇的早产发生率。

　　综上，关于年龄别分层问题，社会学界对少年、青年、老年群体及各年龄层间的比较分别作了相关研究和论述，但对于所描述的社会现状似乎还缺乏一种理论解释，或者没有为社会现实的解决方案提供一种更为明确的理论支撑。因此，笔者将年龄别分层法作为一种方法，对农村留守老人这一群体展开讨论。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社会资源分配与供给矛盾重重，进而引发新的老年相对贫困问题。年龄别分层方法为我们研究农村留守老人提供了极其有益的视角。在城乡二元分化的背景下，年龄别分层具体表现为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缺“管”、生活缺“助”、精神缺“慰”。关注农村留守老人并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缩小年龄分化差距正成为当下一项紧迫任务。

　　在城乡二元分化背景下，年龄别社会分化的缩小依赖于农村养老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当前关于养老服务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方案主要基于三种理论：市场化理论、国家中心主义理论与社会中心主义理论。首先，市场化理论要求私营企业提供养老服务，但其只能解决部分经济条件优越的老人的养老问题；其次，国家中心主义理论主张通过公立养老机构和国家财政资助解决养老服务供给问题，该方案的持续性也受到质疑；最后，社会中心主义理论从社会自组织的角度提出相应策略，但在低收入者居住的乡村社会中难以奏效。

　　通过部分案例研究，笔者发现党的领导为年龄别社会分化的缩小提供了有效的解决路径。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养老公共服务的集体行动困境，并促进年龄别共同富裕的有效达成。首先，党的领导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提供了强大动力。当前部分案例村庄积极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的党组织网络体系，在此基础上组建网格敬老院，并开展“党员分类联户”活动，对留守老人实行一对一帮扶。参与式党员的嵌入为农村养老服务事业带来了实质性成效，如我们实地调查的村庄开办了“孝心超市”。外出子女可随时通过手机下单，为老人购买生活物资，党员干部将负责清点并及时为老人派送。

　　其次，政府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引资引智，为农村公共福利事业争取有利资源。政府不断引贤回归，为乡贤搭建发力平台，借助乡贤力量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一方面，政府给予经济困难老人、生活缺“助”老人等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生活补贴及基本社会保险缴纳费资助，确保他们病有所医、困有所帮、残有所助。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的频繁互动，陆续构建“一户一团队”、乡贤认领“微心愿”等养老服务项目，为留守老人带来生活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慰藉。目前，我们调查所在县已开展“亲情联络站”建设，为空巢老人开通视频通话功能。

　　最后，社会组织通过衔接各类社会资源，构建一种横向协作机制，整合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养老志愿服务，为农村留守老人带去温暖。其中，妇联组织、党员志愿组织立足地方特色，不断创新服务措施，组织低龄老人、健康老人对高龄老人、病患老人开展服务，促进农村养老服务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乡村社会的成功案例证明，以党的领导为依托、以政府资助为保障、以村民为主体、以社会组织为重要载体的乡村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有效解决了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可助力年龄别共同富裕的实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庄治理趋同化及治理优化研究”（20CSH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