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伏瞻院长指出，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缺一不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针和优良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很好地诠释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突出体现在费孝通、陆学艺、景天魁、李培林等老所长的研究实践中，开创出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发展道路。本文仅以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为例，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学者如何植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提炼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融合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到当代经济学的各种流派，西方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是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力量和机制，二者分别被称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这些观点得到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认同。然而，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践而言，仅仅关注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是不够的，中国已经和正在经历的社会结构转型是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另一种重要力量，其作用机制与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都有所不同，值得高度关注。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转型”理论指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和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是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本质的内容，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是社会结构转型。它意味着经济结构和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全面的结构性过渡，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特征，而且涉及的是一种总体性数量关系的范畴，通常是由一组结构参数来说明的，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宏观描述或抽象分析，需要将数量分析引入才能进行准确的刻画与分析。数量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经济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变动时序与具体的变动轨迹。总之，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具体内容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该理论认为，社会结构转型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而是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阶段，不过，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并行。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直接动因。第二，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启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对社会结构转型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城市化过程的双向运动。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城市的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市化的双向运动。第四，转型进程中发展的非平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包括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该理论指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结构性的变动会成为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种力量，结构转型一旦启动就会形成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变革创新的驱动力和无形的压力，如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农民进城务工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与已有研究将结构转型看作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不同，结构转型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它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使结构性发展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结构转型成为一种无形的变革压力，影响微观经济领域中行为模式的变动。在此基础上，社会结构转型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重要性而言，结构转型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可能更大；二是不同阶段社会结构转型的意义不同，越是发展水平低，结构转型的影响越大；三是社会转型期结构变动的余地更大，结构转型对增长的作用更大；四是国家发展战略会影响社会结构转型的时间、顺序和速度。

　　此理论真实描绘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从学理上阐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与规律性，对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理论是一个重要发展和补充。有关“社会结构转型这一看不见的手”的多种面向和运行机制，已经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摩擦和矛盾，放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展现了社会学视角对于宏观经济社会现象的洞察力、分析力和解释力，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具有理解全球其他社会的普遍意义。社会结构转型这“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意味着要对经济学、社会学的某些暗含假定和前提做出新的修订，是对西方发展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的补充和超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的一大成果。

　　该理论的提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大转型，展现了作者提炼中国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宏阔学术视野和敏锐学术洞见。李培林自80年代末法国留学归国以来，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分层、企业改革、劳动就业、乡村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经验研究，发表了诸如《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对中国10个大城市508家企业的调查》《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后工业化和市场化——东北地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走出国有企业的人员过密化逻辑》《中国百年来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与模式》《中国乡村里的都市工业》《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等一系列深具洞察力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成果。基于这些研究，作者提出、发展、完善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理论。这说明，没有对中国经验的深入了解，没有对现实问题的系统研究，就很难提出新概念、构建新理论。注重经验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升华，不仅能够提升经验研究和对策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而且有利于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

　　除了理论影响力之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也产生了很大政策影响，实现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21世纪初，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由于社会结构的快速、大规模转型，中国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张力和摩擦日益凸显，如何优化社会结构、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中央关注的重要问题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李培林关于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思考将“和合”的形而上学原则与与时俱进的经验性的社会事实有效结合在一起。它的结论、假设、概念、命题都建立在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考察上，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切身体验中，继而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从“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与“和谐社会”构建实践活动中，我们感受到社会学家在“细致考察人民生活、客观分析社会形势、冷静调整社会秩序”上的科学精神与学术态度。李培林提出的六大结构性（阶层结构、城乡和区域结构、人口和家庭结构、就业人口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和价值观结构）变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经验依据。他指出的“四大关系”厘清了历史新阶段中“社会发展领域”的经济性质、“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责任、“阶层利益关系”的代际变化、“收入分配调整”的社会技术，为正确理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提供了洞见，也为深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从“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对“中国经验”的深刻把握，才能凸显中国特色，实现理论创新。同时，只有这种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大转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真正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融合发展，在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