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家学形成于东汉，到晚清近代才衰落下去。从唐宋时期入手考察，是考虑到家学传承方式到这个时期已经比较成熟，适逢南北文化的整合和科举制度的兴起，家学的特点和作用凸显出来，可以看到“世族→士族→士大夫”是一个演进过程，“家学—科举—士族”是一种互动关系；用社会阶层流动理论考察这个过程和关系，可以避免概念化理解问题的偏差，准确认识唐宋时期家学传承的具体情况和士庶融合的真实过程。
方式和地域、学科特征
在我国古代，普通家庭留给子孙田宅财物，借此传延血缘和门户。官僚贵族还要把自己的权力地位通过制度的和非制度的途径，尽量地让子孙沿袭下去。到了上层士族家庭，在传承田宅、权位的同时，还要考虑祖传学问的传延，也就是家学的传承。汉代已经流行“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说法。科举制度使“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得到了制度化的落实。唐宋时期的墓志中有很多“家学渊源”和“家传学术”之类的赞语。世人崇尚家学，有家学的则更重视传承。学问可以带来官职、财富和地位，所以家学也是家产，传授的时候尽量把弟子与生徒合一，在家庭家族内部传承。家学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父兄教子弟，这是最为常见的方式，无须多说。二是良母教子，古代贤妻良母的标准是相夫教子，特别是教子，士族家庭中的良母不只是生儿育女，还有教子女读书（尽管多是童子功课）的职责，门当户对的婚姻选择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欧母画荻、陈母教子以及岳母刺字的典故出现在宋代并非偶然。三是以藏书为载体的家学传承方式，把藏书与做学问、积累学问合为一体，把家藏书籍留给子孙的同时，也把家传的学问传承下去。
家学传承的具体情况，可以从地域和学科两个方面来考察。立足唐宋时期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发生的南北文化整合的时代背景，梳理南北方学问家族的家学传承情况，可以初步归纳出家学传承的地域特征：北方的“学术家族”或“学问家族”数量少、规模大，即使在隋朝到唐前期进士文学走红的时候也一直以治经学为主；南方的“文化家族”或“文化世家”数量多、规模小，经学文学史学兼之，文学家族最多（川蜀地区专治经学和史学的学问家族比较多）。北方的学问家族历史悠久，主要是汉魏以来的门阀世族中的旧士族，家学早已形成并且一直在有序地传承；南方主要是唐宋时期发展起来的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家族（详下），为了防止因“不第”而衰落，都很重视子弟的培养，在家学形成的同时就开始重视传承的问题。
立足唐宋时期科举制度兴起的时代背景，考察各门学科（学问）的家传过程可以看到，经学是士族阶层的“正经”学问，读书做官主要是读“经”做官，经学家多有家传，也适合家传；文学是“才子”的个性化创作，大都没有家传，也难以传后；史学是附属于经学的专门学问，父子兄弟合作著述边干边学的比较常见；技艺（医学、算学、律学、农学、书法和绘画）尽管也倾向家传，因为需要特殊的才智，加之在科举制度下一直属于边缘学科，时而后继乏人。除了隋朝到唐朝前期科举考试重文学，后来一直以经学为主，经学的家传最多最顺畅。除了科举考试内容的影响，各门学科（学问）的传承还受素质遗传的制约，这也应该是考察家学传承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家学传承在士庶融合中的作用
考察士庶融合问题最具启示意义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和流动理论。社会学所讲的社会阶层指在财富、文化、权力和声望等各个方面处于相近地位的人自然形成的“地位群体”，士族和庶族就属于这样的阶层，他们有财富、权力和婚配方面的差别，更主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家学）和声望（门风）的不同。严格意义上的士族只是“世族”中的一部分，他们不只是财富和特权贵族，也是文化和精神贵族。这些从汉魏时期走过来的旧士族，大都有着相同的由富到贵再到聪慧的三段式进化路径：通常是先人艰苦创业起家，成为有政治经济特权的世族；继而培养家学门风，转变为士族，子弟也传承了家学文化，优化了遗传素质；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又凭借这些优势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继续保持甚至争取到更高的社会地位。
虽然有不少真实的例子反映平民乃至贫民子弟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家庭家族也因之改变了处境，但这都是因为稀少而被记载下来的极端事例。基于同样的“常事不书”的猎奇习惯，古人常讲的富贵子弟败家的例子也是真实的，但也是少数，只是为了起警示作用而被泛指了，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下的士庶融合是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能简化为几个励志或警示的趣闻故事。科举考试所需要的学问在当时属于精英阶层的“小众”文化，不是普及性的大众文化。参加科考尤其是考中的主要是文化素质最高的一小部分人，这就决定了科举考试仍然是上层社会的事情，有着传统家学优势和优秀遗传素质的士族子弟则一直是考场上的主力。
就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科举制度给各个阶层都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既不刻意压抑士族，也不特意照顾庶族，而是要广泛吸纳各个阶层的人才，使“天下英雄”都进入皇家的“彀中”，一起为朝廷效力。换句话说，是用文化考试的方式对原有的精英阶层进行吐故纳新式的筛选，把已经落后了的分子淘汰出局，把新涌现出来的精英吸纳进来，共同组成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唐宋时期的历史运行过程是：科举制度下仕途走得最顺的不是新崛起的“才子”文学，仍然是有经学家传的士族子弟；门阀世族阶层不完全是衰落，而是分化——有的衰落了，有的凭借世代相传的家学优势和遗传素质，通过科举制度继续走着仕途，并且与庶族阶层中的精英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
这种吐故纳新式的筛选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科举功名不能世袭，在科举考试中形成的新的士大夫阶层不论出身士族或庶族，他们的子弟随时都有可能因“不第”而被淘汰。所以，培养更多的子弟科考成功成了保持门第不坠的唯一途径，他们也因此更加重视家学的传承。
传统家学对价值观念和职业取向的影响
传统家学及其传承方式只存在于我国古代，把家学作为家产、沿着血缘关系传承属于“小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的产物。晚清近代西学东渐之风日趋强劲，“学问”的内容迅速扩展并重新排列组合，不唯理工学科不适宜一家一族研习传授，经学史学的研治也渐趋科学化，由各级各类学校集中研究讲授；加之人们生产生活的全方位社会化，传统的家学已经无能为力，家学的传承方式也过时了。
家学传承方式消失以后，家学不如以前兴盛了，但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传统的学问家族仍然存在，尤其是家学崇尚的观念一直广泛存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职业取向。民国初年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把晚清以来的读书人分为三类，“曰书香世家，曰崛起，曰俗学，童蒙教法不同，成人所学亦异。……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于八股试帖，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他最看重书香世家，看不起没有家学根基的新“崛起”的文人，也看不起实用技术类的“俗学”，主张家学渊源的人应该从事经学史学等传统学问，不要随波逐流学习实用性的理工科目。刘禺生的这些主张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正统观念，是传统的家学崇尚观念的延续。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宋时期家学传承研究”负责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