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硝烟刚落，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便协商成立了联合国。这个新的政府间组织的诞生，反映了反法西斯同盟国巩固胜利成果的集体意志，也适应了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新的世界秩序的时代要求，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参战国和战胜国，在联合国初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内战中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依靠美国支持，继续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中国为恢复自己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长期斗争，终于在1971年10月取得最后胜利。联合国从此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大国外交的重要舞台。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的成立和运行深刻地反映了二战后至今的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变迁，同时，国际体系这个大环境也对联合国发挥自身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安理会从它最初的设计来看，就是代表几个大国来管理国际制度的一种机制安排。当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某项决议彼此达成一致时，安理会就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相反，当他们无法达成一致时，否决权的使用会让安理会无法付诸行动。在我看来，五个常任理事国具有超越其他任何国家的巨大法律影响力，这是一种国际政治等级制度。
发展和尊重国际法、推动和实现国际法治是联合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国内、国际以及联合国自身三个层面的法治，国际社会在人权、发展和争端解决方面的国际法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富的成果。联合国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国际法院等机构和大量国际法、国际条约推进国际法治建设。从1992年开始，联合国大会将法治纳入议程。自2006年以来，每年联大都会通过专门的法治决议。特别是2012年9月，第67届联大专门召开国际法治高级别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法治是各国间友好平等关系的基石”。联合国70年的历史表明，法治是实现持久和平、促进持续发展、有效保护人权的根本。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指出的，法治是联合国的核心概念。
当前全球治理所面对的一大趋势是多元化，即多种全球治理并存、复杂互动。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全球治理研究的前沿之一。有关研究表明，世界上至少存在三大形态的全球治理：第一种形态是在各种议题上的国际规制的创设和扩散；第二种包括各种各样的治理网络及其“规制复杂性”；第三种是“实验主义治理”，即各种国内和国际治理实践的逐步制度化。
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纪念这个重要日子、重温联合国宪章，对于思考当代国际秩序的构建、推进稳定有序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成为促进联合国改革的动力。“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催生了联合国反恐机构的建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联合国建立相关专家组探讨应对措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问题；为应对非洲面临的冲突和发展问题，联合国建立了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可以预见，诸如网络空间、恐怖主义、后2015发展议程、气候变化、难民与移民问题、金融危机等这类全球问题，仍然会推动联合国和全球多边机制的改革。
长期以来，巴西一直支持联合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所做的努力。巴西认为，联合国改革与安理会重组不能分割，且安理会必须增加透明度和更大规模的代表性。这意味着安理会的席位必须增加，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获得常任理事国或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联合国改革的过程中，巴西声称不会放弃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还认为，它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符合国际社会的理想，也会使联合国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更加完善。在巴西追求其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力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以下简称“入常”），是巴西极为重视的大目标之一。
2015年6月26日是《联合国宪章》签署70周年纪念日；与联合国同年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于2015年迎来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经历了战火劫难与洗礼的各国人民意识到了只有理解与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人类才能避免遭受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此而诞生，并在后来的70年间，帮助世界各国重建了战火中被摧毁的世界各国的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学校等建筑。工作涉及多个领域：世界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儿童教育、文化与青年、文化与妇女、科技等，同时强调平等对话，提倡文化多样性，对世界文化、教育、科技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成绩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