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治理所面对的一大趋势是多元化，即多种全球治理并存、复杂互动。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全球治理研究的前沿之一。有关研究表明，世界上至少存在三大形态的全球治理：第一种形态是在各种议题上的国际规制的创设和扩散；第二种包括各种各样的治理网络及其“规制复杂性”；第三种是“实验主义治理”，即各种国内和国际治理实践的逐步制度化。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治理涉及的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出现后，至少在形式上全球治理的多元化已经成为趋势。这是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的结果。在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一般认为，确实出现了“（国际）权力转移”的过程。

　　驱动全球治理多元化的力量也是多元的。人们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已知大大小于未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在冷战期间就在研究“国际规制”，这未必是在既有的联合国等国际机制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因为联合国等现有国际组织并不足以提供解决所有问题的国际方案。冷战结束后，“国际规制”变得更加多元。“新兴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现象，其所涵盖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国家。它们是所谓“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力量，因为“新兴国家”之间最大的全球治理共同性是对现有的全球机构和全球会议所代表的全球治理普遍不满。而在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还有着巨大的模糊空间，身份复杂、重叠的各种“折中行为体”也介入全球治理。例如，欧盟是20国集团（G20）的成员，但它不是国家。与欧盟相类似的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地区机制并非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地区合作。

　　在全球治理多元化的过程中，作为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体系的联合国与联合国体系，无疑是多元化的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一部分，即联合国及其体系也是驱动全球治理多元化体系中的一个力量。联合国体系内不同的国际组织有着不同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强调“人类发展”，与世界银行形成差异。再者，考虑到联合国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其他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全球治理的复杂性是非常高的，且有继续加深、加重的趋势。

　　因此，如何实现多种全球治理的协调与整合，即对全球治理的多元化进行全球治理，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方面，联合国应该可以发挥中心作用。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增加成员国的同时进行着各种改革，变得更加广泛、包容，更加具有国际合法性。这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中心作用提供了可能。联合国可以成为复杂多样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联合国并未能完全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中心地位。

　　众所周知，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来管理世界经济的。管理世界经济的主要是国际金融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与联合国平行。这是联合国与生俱来的设计缺陷。而因为联合国改革停滞不前，这类设计缺陷逐渐变为制度缺陷，使联合国在世界经济治理中未能居于中心地位。20世纪70年代七国集团（G7）自认为是管理世界经济的多边机制，而2008年以来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突出，但它们均不属于联合国及其体系。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充分意识到全球治理方面的挑战，“全球治理”一词在联合国及其体系中被普遍使用，似乎联合国存在的主要理由变成全球治理。但是联合国拥抱全球治理也改变了联合国角色本身，让联合国更加突破“国际”的制约，更多地介入了“国家治理”。然而，联合国面对新挑战进行的适应和改革的进展相对并不理想。除了继续难以实质性介入全球经济治理，即使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联合国也实际上逐渐被边缘化。只是在一些相对比较容易取得进展的全球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甚至中心的作用。比如说，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联合国无疑发挥着中心作用。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政治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