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在各种符号建构的意义世界，这是无问西东的。符号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指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意义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卡西尔由此提出了他的那个著名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中国先哲用符号系统建构了华夏民族的意义世界，并对符号与意义之间的意指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辨，留下了丰富的文献材料。梳理中国符号学传统，对建构中华民族特色的符号学思想史，把握中国思想文化特征与思维规律，以及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皆有重要意义。

　　论及中国符号学传统，总免不了一番“正名”的工作。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立论规则，而现代符号学是从西方引进，并非中国固有学术概念，借用外来学术概念讨论中国的思想文化，难免有生搬硬套的嫌疑，所以不得不辩。众所周知，西方现代符号学的主要源头有二：其一是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其二是皮尔斯的哲学符号学。此二者经过数十年的推演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门学科的符号学终于呼之而出。因其跨学科的方法论特征，以及强大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特征，符号学迅速为世界各国学术界所接受，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性的学术热潮。据赵毅衡考证，赵元任在《符号学大纲》（1926）一文中首次提出“符号学”这个中文词。但是，由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在赵元任提出符号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文学术界的符号学研究相当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国内文化热的升温，符号学在国内受到的关注度迅速上升，并很快呈现出跨学科的特征。至21世纪初，符号学在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尽管现代符号学是外来的学术名词，但如赵毅衡所言，符号学的基本概念是人类共享的表意方式，无关中西。在先秦，特别是东周以降，礼崩乐坏，传统礼乐文化象征与意义关系脱节，先前习以为常的文化符号不能再较好地服务社会，这才引起先哲们对文化象征符号与意义关系的普遍关注。对此，先秦诸子皆有发明，更何况先圣还创制了一个包蕴万有的易学符号系统。总之，中国先哲们尽管并没有提出类似现代符号学的学术概念，但是他们很早就开始关注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形成了特有的学术议题与话语方式，这是中国符号学立论的基础。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符号学思想资源丰富的大国。20世纪80年代，金克木在《谈符号学》一文中指出，符号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符号学主要是指语言符号学，而广义的符号学则指有符号意义和作用的一切，如传统礼仪。“我国古代重视制礼作乐；原始社会中节日必有舞蹈和音乐；跳什么舞，唱什么歌，也都是维护社会传统秩序的传递信息的符号。”以此而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的言意论、名实论、指物论等主要属于狭义的符号学论域，而贯穿中国数千年的礼乐文化、阴阳五行八卦等则属于广义的符号学论域。无论如何，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确实包含着大量的符号学思想因子。若是我们民族没有相关思想文化资源与符号学对应参发，那么就很难解释符号学为何会被中国学者普遍接受并迅速应用到对传统哲学文化的研究之中。

　　转型期的社会背景是符号学在当今中国广为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当代中国符号学发展迅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学术现象，而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急剧转型关系密切。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传媒的发展，人们每天接触海量的信息资源，新的思想与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而来。而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又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固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社会思想、文化观念不能有效衔接，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意义裂隙使得人们迫切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深度观照、人文层面的深切关怀，而这些都与符号学密切相关。因此，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符号学多维度延伸及迅速发展，是有其相关文化背景的，借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话来讲，当今符号学发展势头正劲，“不再是几个学者的异想天开，而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要求”。

　　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符号学体系，对中国符号学遗产与中华文化符号的整理阐释必不可少。一方面，不能盲目拒斥西方学术理论资源与视域，闭门造车；另一方面，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学术理论方法，人为地割裂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资源，而是要认真学习中西学术思想之精神，在比较中探析各自的特征。特别是要在现代符号学视域下反观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资源，探寻潜藏在文化现象与文献之中的内在语义机制，建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符号学思想传统。中国先哲并没有系统建构符号学思想，他们关于符号与意义关系的辨析多零星散见于一些论述之中，没有完整的体系，当我们以符号学视角去透视遗存的文献资料时，需要防止理论上的预设限制，而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谈。例如，论及先秦符号学思想，必须注意到“周文疲弊”的问题，即西周前期统治者建立的礼乐文化、典章制度，在春秋时期逐渐失效，而诸子思想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文疲弊”的形式是礼乐文化、符号象征出了问题，既有的文化秩序遭到了极大破坏，社会阶层出现变动，社会思想随之变化，旧的文化符号与新的意义之间出现裂隙。先秦诸子关于礼法之辩、名实之争、言意之辨等，皆关乎这一历史现实，其理论话语皆扎根于当时的社会问题。

　　对中国符号学传统的建构实际上也是一个对话过程。符号学先驱皮尔斯曾指出，思想其实是用对话形式展开的，而对话性（dialogical）本质上是由符号组成的。毕竟，任何符号的意义都要在对话中生成、理解和延展。中国符号学传统的建构包括古今对话、中西对话。现代西方文化的输入，使得我们能够以现代学术视点与先哲思想进行交流，这给我们提供了反观民族文化传统的“他者”视域。宋人朱熹有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因为一代代学者与传统之间的不断对话与诠释，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历久弥新，才使得中国的传统“总是在展开的状态”，处于“一直在发生的过程”。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中华文化符号价值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研究”（2020GMB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