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俄罗斯戏剧在我国戏剧教学和表演领域一直具有重要影响。相比之下，进入俄罗斯观众视野的中国优秀剧目却并不算多。进入21世纪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一些中国剧团开始“走出去”，尝试通过多种渠道向俄罗斯观众介绍中国优秀剧目。当然，两国戏剧交流状况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较为显著的变化出现在2011年。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人艺”）的《雷雨》赴俄演出。而后，俄罗斯久负盛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来华，为中国观众奉上《樱桃园》《白卫军》《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三部剧。中俄优秀剧院的互访开启了两国戏剧交流的常态化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2011年称得上21世纪中俄戏剧交流“元年”。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戏剧作品出现在俄罗斯舞台。

　　积极拓展交流渠道

　　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直观形式，戏剧可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如何让外国观众理解”成为中国戏剧“走出去”首先要完成的任务。近十年来，随着中俄两国人文交流的深入，中国各剧团也在积极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也留下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梳理近年来中国戏剧在俄罗斯的演出情况，并尝试分析让更多中国戏剧登上俄罗斯舞台的可行路径。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在俄罗斯演出过的中国戏剧作品有十余部，包括人艺的《雷雨》《我们的荆轲》《知己》《李白》《司马迁》、南京话剧团的《五个夜晚》、广州话剧艺术中心的《邯郸记》及孟京辉导演的《茶馆》等。2011年之后的中国戏剧赴俄演出主要由国内大型院团完成，目的地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为主。

　　目前，我国戏剧作品赴俄演出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类：戏剧艺术节、院团互访、地方文化交流活动。人艺的《雷雨》2011年赴俄，正是缘于受邀参加莫斯科“契诃夫国际戏剧节”。其他作品也多是通过参加“契诃夫国际戏剧节”“欧洲—俄罗斯—亚洲国际戏剧节”和“波罗的海之家国际戏剧节”等登上俄罗斯舞台。

　　人艺与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和波罗的海之家剧院的互动则属于院团互访。人艺赴俄演出前后，这两家俄罗斯剧院也曾携各自的《钦差大臣》（2015）和《莫斯科—佩图什基》（2014）来京参与“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此外，2017年广州话剧艺术中心的《邯郸记》能够在圣彼得堡上演，除了当地孔子学院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该中心此前与圣彼得堡波罗的海之家剧院的合作。

　　地方文化交流活动是近几年国内地方剧团寻求与俄罗斯剧团合作的可能渠道。此类活动往往是依托友好城市的合作关系，借助“文化周”或城市间共同纪念某一历史事件的契机开展的，如2015年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张·嘎丽娅》在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上演，正是哈尔滨和布拉戈维申斯克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地方合作为中俄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的背景下，两国地方剧团谋求合作不失为一条未来加强戏剧交流的有效渠道。

　　多措并举提升作品接受度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俄罗斯演出的中国戏剧作品大部分为经典的现实主义剧作。这种剧目选择策略自然是出于我国剧团的多方考量。俄罗斯作为戏剧艺术大国，观众对上演作品的质量比较挑剔。在不熟悉俄罗斯戏剧市场和观众口味的情况下，中国剧团选择了相对稳妥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这是因为，首先，这些作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和无数次打磨，比较成熟，易于被俄罗斯观众接受和欣赏；其次，在戏剧创作和表演领域，俄罗斯是现实主义流派的集大成者，所以各院团倾向于认为，对俄罗斯观众而言，现实主义剧作会更亲切易懂。

　　这种考虑有其合理依据，但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潜在的问题。第一，经典剧目的频繁出现，可能会给俄罗斯观众造成中国剧坛作品老旧的印象，而俄罗斯国内大大小小的剧院每年有长达10个月的密集演出季，让该国观众有许多机会看到新剧目和对经典剧目的新阐释，这在剧目选择上给我国的剧团带来了挑战。第二，俄罗斯戏剧教育家、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中国戏剧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当各院团带着依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排演出来的作品去到俄罗斯，难免让当地观众不自觉地选择“老师看学生”的视角，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过观众的预期，也在无形中令剧团面临另一种挑战。尽管中国戏剧院团的大部分赴俄演出都能收获不错的效果，而且也能在比较中提升表演水平，但这种策略更适合短期戏剧交流。若放眼中国戏剧赴俄演出的长远发展，则有必要准备一批有中国戏剧美学特色的作品。只有立足中国独特的戏剧美学，不断探索独具特色的作品风格和内涵阐释，中国戏剧才能在俄罗斯观众的视野里长久驻留，打开中国戏剧的“海外市场”。

　　在早期探索阶段，我们可以尝试从俄罗斯经典作品入手，用中国的阐释方式改编俄罗斯戏剧经典。这项工作可独立完成，也可与俄方剧团合作完成。广州话剧艺术中心的《复活》（托尔斯泰小说）和南京话剧团的《五个夜晚》（沃罗金剧作）正是依循这一思路收获了良好口碑。这是因为，一方面，本土剧本更容易为俄罗斯观众所接受；另一方面，“中国演员如何阐释剧本”这一勾起观众好奇心的想法本身，就为建构戏剧性创造了良好开端。当然，此类策略离不开剧团主创人员扎实的剧本解读功底。

　　中国戏剧在俄罗斯面临的另一挑战是翻译问题。目前，我国剧团在俄演出时，大多采用演员说中文台词，舞台两侧屏幕显示俄文字幕的方式解决台词翻译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翻译剧本的工作量，但看字幕往往会使观剧效果大打折扣。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我们的荆轲》在圣彼得堡上演，采用的是“同声传译”。观众佩戴耳机，翻译现场配音，从而保证了音画同步。当时，担任剧本和现场翻译任务的是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俄方副院长马义德。他的翻译并非原封不动照搬原作台词，而是加入了一些俄语特有的语料，现场效果极佳。因此，尝试调动当地的孔子学院和高校东方系的资源培养戏剧类翻译人才，组织相关人员开展中国剧作的翻译和推介工作，或可成为有关问题的一种应对措施。

　　此外，开展与相关演出配套的宣讲活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时可辅之以资助俄罗斯相关人才来华参加戏剧文旅活动，培养一批未来可能致力于两国戏剧交流的人员，使中国的剧场文化和戏剧美学深入其内心。这样将有助于中国戏剧“走出去”的长远发展，更好地为其搭建平台和积蓄力量。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上合组织俄语国家人文合作机制研究”（19CWZJ5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