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童谣海外传播情况探析
2021年03月29日 08: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29日第2135期 作者:牛艺璇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编写了汉语教科书等读物,这些书籍推动了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及中外文化交流。其中,童谣等通俗易懂的文本受众面广,传播效果较好。意大利外交官威达雷(Baron Guido Vitale)和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分别对清末北京地区的童谣进行了收集与英译,笔者在此将通过介绍其英译成果的相关信息,探析它们的传播效果。

  收录体现民俗的清末北京童谣

  威达雷出版了名为《北京儿歌》(Chinese Folklore: Pekinese Rhymes)的童谣集,作为外国来华人士学习汉语时的读物。该书初版于1896年,是最早由外国人收集、整理、翻译的北京儿童歌谣集之一。《北京儿歌》由当时较为重要的天主教印刷机构北堂印书馆(Pei-T’ang Press)印制,共220页,收录了170首广泛流传的童谣,每首童谣的相关内容都由三部分组成,即中文原文、注释(Notes)和翻译(Translation)。注释部分既包括对童谣背景的说明,即在什么场合下传唱、传唱时是否伴有一定的动作等,也包括遵循一定的体例进行的字词解释,即先标音后解释其含义。这些被解释的字词大多是经过挑选的,不仅较有特色,而且能够体现北京的民俗文化。翻译部分则往往是中文原文的逐句对译。

  何德兰则将其收集到的北京童谣整理成了《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于1900年由美国黎威勒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孺子歌图》全书共有160余页,包括封皮、百子图、前言、正文四个部分,使用厚五彩道林纸以珂罗版法印制,非常精美。这本书在进行排版时,是以英文为主的,采用的是按照英语国家的惯用方式进行排印,另附中文原文的方式。其正文部分共收录138首童谣,除了以中文原文、英文标题、英文译文来介绍这些童谣外,何德兰还为绝大部分童谣附上与其内容紧密相关的图画,极富生活气息,展现了清末北京的民俗风情。

  这两部作品均对后来的北京历史民俗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学者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引用了《孺子歌图》所收录的童谣,现代民俗学者常惠也认为《孺子歌图》较好地展现了当时北京的社会状态。

  造成海外传播差异的主要因素

  虽然威达雷和何德兰均被认为是中国童谣收集的先行者,但与《北京儿歌》相比,《孺子歌图》在海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孺子歌图》的出版加深了海外学者对中国童谣的了解,并促使部分学者开始进行相关研究。这些学者后来表示,《孺子歌图》中的童谣展示了中国儿童的日常活动和生活环境;这些童谣所包含的讽刺意味和某些道德规范是值得深思的,而其中对于儿童的优缺点的看法,与西方国家有相似之处。

  《北京儿歌》和《孺子歌图》为同一种文体,且均为西人收集整理翻译而成,但其海外传播情况却差异较大。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三个因素有关。其一,出版地与出版公司。就出版地而言,《孺子歌图》在美国出版,让更多的西方读者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这本书;《北京儿歌》在中国国内出版,相较《孺子歌图》而言,需要跨越更远的传播距离,在19世纪末交通、通信等均不发达的情况下,其传播自然受到了不利影响。就出版公司而言,《孺子歌图》由以出版汉学著作闻名的黎威勒公司出版发行,其在海外的影响力也超过了北堂印书馆。

  其二,创作目的与目标读者群体。《孺子歌图》的创作目的是向美国儿童展现中国儿童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生活及其平时所做的游戏等;而《北京儿歌》则是一本专为汉语学习者编纂的汉语读物,旨在介绍中华文化,并帮助汉语学习者提高阅读能力和汉语水平。因而,《孺子歌图》的受众范围要比《北京儿歌》更广,也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其三,编排方式的影响。《孺子歌图》中收录的绝大部分童谣,均包括四个部分,即中文原文、英文标题、英文译文及插图。各个部分的排版方式较为灵活,有时中文在上,有时则是英文在上。为每首童谣所配的插图也是如此,一般情况下一首童谣配一幅图,但也有配两三幅图的情况,而图片内容往往可以生动地反映出童谣所要传达的内容;比起《孺子歌图》,《北京儿歌》的排版则要严肃很多,所有的篇目都遵照中文原文、注释、译文的格式,排版严格统一,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多非汉语学习者特别是少年儿童望而却步。

  抓住关键因素推动文化“走出去”

  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曾提出文化的传播需要具备五个要素,即“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哪些渠道”(in What Channel)、“对谁”(to Whom)、“得到何种效果”(with What effects)。这凸显了传播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即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和效果。尽管后来学者们对拉斯韦尔的理论进行了补充,但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些因素的范围。当今的中华文化传播也需要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从传播者角度来看,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首先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以谋求中华文化在海外的有效传播。

  从信息角度来看,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在选择传播载体时,不仅应选取各类经典文化典籍,还应将童谣、现当代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涵盖其中,选取多种多样的作品进行翻译,以更大程度地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同时更好地展示当代中国的形象。

  从媒介角度来看,出版地与出版公司的差异给《北京儿歌》和《孺子歌图》的海外传播情况带来了很大影响,这是因为出版地决定着译本的传播距离。如果在中国出版,出版地与受众之间的传播距离可能会比较长;而如果是由国外的、以出版汉学著作闻名的出版公司或其他具有权威性的出版公司出版,则不仅传播距离会变短,也会增强受众对作品的亲近感与内容的可信度。

  从受众角度来看,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需要寻求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他者”是如何看待中华文化的、对于中华文化有何种感受,这都是我们在进行文化的海外传播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也就需要我们从“他者”视角来观察自身的文化。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他者”的现实需求,参考这一需求去确定选择哪些文本、运用什么方式以及使用何种翻译策略等,对《北京儿歌》和《孺子歌图》海外传播不同情况原因的探析,也可使我们看到这方面的影响。而在明确受众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使译文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将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

  从效果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根据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情况,不断调整自身的传播策略。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要因地制宜,在充分做好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的策略,寻求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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