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编写了汉语教科书等读物，这些书籍推动了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及中外文化交流。其中，童谣等通俗易懂的文本受众面广，传播效果较好。意大利外交官威达雷（Baron Guido Vitale）和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分别对清末北京地区的童谣进行了收集与英译，笔者在此将通过介绍其英译成果的相关信息，探析它们的传播效果。

　　收录体现民俗的清末北京童谣

　　威达雷出版了名为《北京儿歌》（Chinese Folklore: Pekinese Rhymes）的童谣集，作为外国来华人士学习汉语时的读物。该书初版于1896年，是最早由外国人收集、整理、翻译的北京儿童歌谣集之一。《北京儿歌》由当时较为重要的天主教印刷机构北堂印书馆（Pei-T’ang Press）印制，共220页，收录了170首广泛流传的童谣，每首童谣的相关内容都由三部分组成，即中文原文、注释（Notes）和翻译（Translation）。注释部分既包括对童谣背景的说明，即在什么场合下传唱、传唱时是否伴有一定的动作等，也包括遵循一定的体例进行的字词解释，即先标音后解释其含义。这些被解释的字词大多是经过挑选的，不仅较有特色，而且能够体现北京的民俗文化。翻译部分则往往是中文原文的逐句对译。

　　何德兰则将其收集到的北京童谣整理成了《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于1900年由美国黎威勒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孺子歌图》全书共有160余页，包括封皮、百子图、前言、正文四个部分，使用厚五彩道林纸以珂罗版法印制，非常精美。这本书在进行排版时，是以英文为主的，采用的是按照英语国家的惯用方式进行排印，另附中文原文的方式。其正文部分共收录138首童谣，除了以中文原文、英文标题、英文译文来介绍这些童谣外，何德兰还为绝大部分童谣附上与其内容紧密相关的图画，极富生活气息，展现了清末北京的民俗风情。

　　这两部作品均对后来的北京历史民俗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学者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引用了《孺子歌图》所收录的童谣，现代民俗学者常惠也认为《孺子歌图》较好地展现了当时北京的社会状态。

　　造成海外传播差异的主要因素

　　虽然威达雷和何德兰均被认为是中国童谣收集的先行者，但与《北京儿歌》相比，《孺子歌图》在海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孺子歌图》的出版加深了海外学者对中国童谣的了解，并促使部分学者开始进行相关研究。这些学者后来表示，《孺子歌图》中的童谣展示了中国儿童的日常活动和生活环境；这些童谣所包含的讽刺意味和某些道德规范是值得深思的，而其中对于儿童的优缺点的看法，与西方国家有相似之处。

　　《北京儿歌》和《孺子歌图》为同一种文体，且均为西人收集整理翻译而成，但其海外传播情况却差异较大。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三个因素有关。其一，出版地与出版公司。就出版地而言，《孺子歌图》在美国出版，让更多的西方读者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这本书；《北京儿歌》在中国国内出版，相较《孺子歌图》而言，需要跨越更远的传播距离，在19世纪末交通、通信等均不发达的情况下，其传播自然受到了不利影响。就出版公司而言，《孺子歌图》由以出版汉学著作闻名的黎威勒公司出版发行，其在海外的影响力也超过了北堂印书馆。

　　其二，创作目的与目标读者群体。《孺子歌图》的创作目的是向美国儿童展现中国儿童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生活及其平时所做的游戏等；而《北京儿歌》则是一本专为汉语学习者编纂的汉语读物，旨在介绍中华文化，并帮助汉语学习者提高阅读能力和汉语水平。因而，《孺子歌图》的受众范围要比《北京儿歌》更广，也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其三，编排方式的影响。《孺子歌图》中收录的绝大部分童谣，均包括四个部分，即中文原文、英文标题、英文译文及插图。各个部分的排版方式较为灵活，有时中文在上，有时则是英文在上。为每首童谣所配的插图也是如此，一般情况下一首童谣配一幅图，但也有配两三幅图的情况，而图片内容往往可以生动地反映出童谣所要传达的内容；比起《孺子歌图》，《北京儿歌》的排版则要严肃很多，所有的篇目都遵照中文原文、注释、译文的格式，排版严格统一，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多非汉语学习者特别是少年儿童望而却步。

　　抓住关键因素推动文化“走出去”

　　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曾提出文化的传播需要具备五个要素，即“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哪些渠道”（in What Channel）、“对谁”（to Whom）、“得到何种效果”（with What effects）。这凸显了传播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即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和效果。尽管后来学者们对拉斯韦尔的理论进行了补充，但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些因素的范围。当今的中华文化传播也需要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从传播者角度来看，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首先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以谋求中华文化在海外的有效传播。

　　从信息角度来看，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在选择传播载体时，不仅应选取各类经典文化典籍，还应将童谣、现当代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涵盖其中，选取多种多样的作品进行翻译，以更大程度地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同时更好地展示当代中国的形象。

　　从媒介角度来看，出版地与出版公司的差异给《北京儿歌》和《孺子歌图》的海外传播情况带来了很大影响，这是因为出版地决定着译本的传播距离。如果在中国出版，出版地与受众之间的传播距离可能会比较长；而如果是由国外的、以出版汉学著作闻名的出版公司或其他具有权威性的出版公司出版，则不仅传播距离会变短，也会增强受众对作品的亲近感与内容的可信度。

　　从受众角度来看，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需要寻求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他者”是如何看待中华文化的、对于中华文化有何种感受，这都是我们在进行文化的海外传播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也就需要我们从“他者”视角来观察自身的文化。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他者”的现实需求，参考这一需求去确定选择哪些文本、运用什么方式以及使用何种翻译策略等，对《北京儿歌》和《孺子歌图》海外传播不同情况原因的探析，也可使我们看到这方面的影响。而在明确受众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使译文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将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

　　从效果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根据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情况，不断调整自身的传播策略。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要因地制宜，在充分做好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的策略，寻求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