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时代，作为重要的移动终端设备，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而这种对手机“习以为常”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将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传播学者理查德·塞勒·林（Richard Seyler Ling，以下简称“理查德·林”）长期专注于移动传播研究，重视移动传播在建立和维持社会凝聚力方面的影响，其研究成果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被认为是移动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此，我们将考察理查德·林的移动传播研究，并尝试探讨西方学者在移动传播领域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长期从事移动传播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理查德·林就开始致力于与移动通信技术相关的研究。这一时期，他主要探讨了人们在公共场合不当使用手机会产生何种后果及其原因。可见，理查德·林十分关注手机对人的社会交往行为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的功能和适用范围也逐渐增加和扩大，它不再是功能单一的设备，而是社交网络、文本处理、电子邮件、游戏、电子支付等各类服务的核心。理查德·林始终关注着移动传播的发展，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此基础上，他还出版了专著《新技术、新联系：手机传播如何重构社会凝聚力》（2008），专门分析手机是如何建立和维持社会凝聚力的。他认为，尽管手机并不是解决社会交往扩散问题的唯一方案，但它似乎有一种独特的潜力，能够以其他技术难以做到的方式将个体联系起来。因此，理查德·林表示，移动通信已然成为一种发展和维持社会群体凝聚力的媒介。

　　2012年，理查德·林的《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一书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书中表示，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让人们对随时随地的交流习以为常。理查德·林曾提出过一系列问题，包括：为什么亲友的手机未能接通时人们会感到不安或愤怒？如何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对手机的“无法割舍”？这种习以为常对社会个体、家庭和组织生活以及社会结构而言有着怎样的意涵？在《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一书中，他解答了上述问题。可以说，这本专著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理查德·林关于手机或移动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活动，同时也为我们观察和理解西方学者的移动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

　　移动传播技术具有社会建构功能

　　“驯化”（domestication）原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人们通过改变野生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对动植物行为及其生长规律进行人为控制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概念被英国学者罗杰·斯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等人引入社会学领域，他们用“驯化”来隐喻一种技术产品从商品市场进入家庭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其后，理查德·林等学者开始将这一概念用于移动传播研究。

　　理查德·林主要将“驯化”用于对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电视、录像机以及手机等信息传播技术的研究。他建议学者们在考察人们对手机的使用时，把外部压力考虑在内，这为如何“更好地理解技术采纳与个人决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理查德·林认为，手机之类的社交中介技术的广泛使用，打破了既定的社会情境，这会引发新的合理化需求。我们需要借此洞察技术的潜在优势和劣势，始终置身于合理化其使用的过程中，这样做的目的是获得一种恒定和有序感。“驯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们始终处于调整这类认识的角色和地位的过程中，同时期待他人也有着相同的敏感性。对于手机而言，这体现在手机不仅是一种服务于自我利益的工具，也是一种服务于社会化（sociation）的设备。理查德·林认为，这一系列规则的存在凸显了手机的社会本质。

　　在研究“驯化”问题的基础上，理查德·林进一步思考了为什么必须考察移动传播技术对生活的“嵌入”。从表面上看，移动传播的社会嵌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日渐“主宰”着人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协作。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更加依赖通过手机获取信息。但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许多技术经过采纳和使用，早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产生根本影响。为了研究这一问题，理查德·林先后考察了作为中介技术的汽车、钟表和手机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系统，而且已成为社会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们都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一种技术被采纳的范围超越了社会个体或地域，我们就需要认真审视这种技术或系统对社会群体运作的影响。理查德·林认为，这涉及一系列问题：当一种技术或创新扩散到绝大多数人，变为每个人都期待拥有的事物时，情况会如何发展；当技术推动社会交往时，采纳又将如何发挥作用；当技术完全嵌入社会后，是如何演化为一种制度化的“惯习”。在这里，理查德·林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出发，将手机视为一种能够进行社会建构的媒介技术，认为它“从社会语境化的机械系统演变成为社会嵌入结构”。

　　移动传播与“数字礼俗社会”的形成

　　理查德·林认为，在手机使用和扩散的过程中，社会媒介化技术获得了某种客观性。当我们假设某一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手机的使用者时，就可以通过手机建构起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当人们对手机的使用“习以为常”时，伯格和卢克曼所说的“社会制度”也就建立起来了，理查德·林将其称为“数字礼俗社会”。

　　理查德·林长期关注手机使用中的“礼节”问题。他很早就指出了使用手机所带来的礼仪问题，当然主要是针对手机在公共场合的使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我们创造并遵循一种礼仪，会思考什么样的行为是得体或恰当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别人这样做，人们对交流行为的共识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理查德·林认为，人们反复讨论见面时间和地点的能力涉及对汽车、时钟和手机的掌控。相关技术的复杂性为我们提供了能够将与自己较为亲密的社会成员维系在一起的工具。我们可以跨越遥远的距离与志趣相投的人聊天或见面，分享对事物的看法。我们也可以安慰伴侣或朋友，纵使与其距离遥远；与此相同，我们还可以实时分享亲友的快乐。这些因素聚集起来，就产生了所谓的“数字礼俗社会”。

　　总而言之，理查德·林对手机使用的反思，不仅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移动传播技术，也提示我们跳出单一具体媒介技术的限制，在相对较长的历史变迁中审视移动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在研究“移动传播的社会嵌入”时，他综合运用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搜集的各类资料，以讨论移动传播如何嵌入社会，同时还分析了欧美国家拥有和使用移动传播技术的相关数据及其最新研究成果等。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的研究视角，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技术高度融合的特点，对于传播学研究转向探寻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理查德·林的移动传播研究采纳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视角”，存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移动传播技术发展状况重视不够的问题。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