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是明史学界近二十年间的热点研究领域。对于何时是晚明，学术界历有讨论。在时间断限上，有成化弘治以后、嘉靖末年、万历初年以及天启以后等说法，不一而足。对于什么是晚明，学者们认知差异也不小，不少学者给晚明的概念赋予了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甚至早期工业化、前近代等意义，也有学者将晚明仅看成时间概念。这些不同的说法对研究明代后期的历史问题与方法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样，晚明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了。当晚明的时代特征在明代不同的地域最早呈现时，晚明就应该开始了。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在明王朝全国范围内同时呈现晚明时代特征的一个时间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明应该是一个因明朝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治理差异而在某个局部较早呈现出晚明时代特征的特殊时间概念。因此，讨论这一问题时，关键在于决定明朝步入晚明的时代特征是什么。这个时代特征所昭示的晚明之“晚”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明末之“末”的意义是相关的。否则，明朝之“晚”与“末”在时间意义上就背离了。

　　时代特征指向发展新趋势

　　晚明从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到被赋予多元的内涵，并为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下的学者们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明代历史步入晚明后，其自身的演进中产生了一系列迥异于明代前中期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被今天的学者赋予了社会转型或近代化的现代性意义。这种现代性是明代社会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上呈现出的内生性特征，而非同一时间已经开始的全球化的输入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明的概念对于明史学界是非常重要的。

　　晚明被赋予或被解读出的时代性特征，大体上有以下几点。政治上，明朝的专制政治对国家与社会的控制与管理出现松动与弱化，国家权力出现了异化的趋势。经济上，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小农经济的母体内孕育出了有近代意义的新经济形态。思想文化上，出现了怀疑与否定传统、抗议权威的有近代启蒙意义的人文主义思潮。在以上述特征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转向士商两极的变化、市民阶层发展壮大的趋势、社会生活由俭入奢的境况，等等。

　　晚明的这些时代特征并非是共时性的，没有在明朝的整体或某个局部同时出现。明朝和中国古代其他朝代一样，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的变迁，时常不是共时性发展的，而是历时性发展的，或政治变动在先，或经济发展在先，甚至有时是思想文化发展先行，而社会变迁与转型相对滞后。晚明社会的时代特征，大体上是按照政治变动、经济发展、文化转型和社会变迁相继展现出来的。

　　不过，通常我们所说的晚明的时代特征是指向整个明王朝的，而非明朝的某一区域。即便是专制政治的松动以及国家权力出现的异化这类带有全局性的现象，也因地方政府治理地方社会的能力差异而表现为不同的地方治理效果，从而消解了其对地方的影响。至于明代的区域经济、区域文化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区域社会结构，因地差异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因此，考虑到晚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晚明时代特征的复杂性更加凸显了。

　　但是，晚明社会的时代特征都指向明朝社会发展的新趋势，预示着明代社会发展的新方向，昭示出在传统社会中孕育出的部分现代性因素。这些现代性因素难以和明朝很快灭亡联系起来。从明代各区域的发展来看，这些特征一定不是欠发展地区呈现出来的，而应该是代表先进性的江南呈现出的“晚明”特征。

　　那么，我们能不能将代表先进性的江南地区出现的晚明时代特征，看成是整个明王朝的时代特征？龚自珍有言，“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归养者，风气渊雅”。“朝政不纲”是大明帝国的通病，而江南地方社会的经济、士人生存状态及社会生活却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哪里有一丁点的“晚明”气象？所以，傅衣凌认为晚明不是衰世，而是新时代的开端。

　　晚明之所以以“晚”的形态表现出来，应该和明朝后期局部出现的动乱与失序相关联。正是这些动乱和失序，让明朝走上灭亡的不归路。这些局部的动乱与失序是引发明王朝步入晚明的关键时间节点。

　　晚明始于辽东

　　从引发明朝走向灭亡的区域来说，前有东北的辽东与后金的战事，后继以陕北的农民起义。两个区域的失序与动乱，不仅改变了这两个区域内的治理面貌，而且还最终将整个明王朝的“精气神”消耗殆尽。孙文良有论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因此，晚明在辽东。但辽东步入晚明并不是自辽东与后金战事开始的，而是由于辽东较长时间被忽视之后形成的。

　　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月初八日，明世宗因辽东屡有奏请钱粮输赈，问内阁首辅徐阶：辽东久不受困，近何疲之？徐阶对答道：辽东旧称强镇，自三十七年大水之后，边墙倒塌，军民损伤过半。可见，明世宗对作为明朝京师肘腋之地的辽东出现的困境久不过问，早已忽视了。作为首辅的徐阶也束手无策，屡次奏请朝廷以“大破常格”的办法处置，但也只能是拨付少许钱粮，权作应付。

　　其实，辽东在嘉靖末年疲困至极，以至屡屡向朝廷请求援助，并非仅仅因嘉靖三十七年的大水灾所致的短期困境。嘉靖前中期，明朝廷一直为“南倭北虏”问题所困扰，正是明朝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应付“南倭北虏”问题时，而忽视了另一个重点——辽东。

　　嘉靖初年，北部蒙古鞑靼诸部屡屡入犯，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嘉靖二十五年，鞑靼部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并求通贡市，明世宗多次拒绝。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兴兵南下，骚扰大同、宣府，进逼北京，造成“庚戌之变”，逼迫明朝开边通市，直至嘉靖三十二年才停止对明朝边境的骚扰。为此，明王朝不得不调集大量的兵马钱粮，防范鞑靼部的进犯。从嘉靖十年到嘉靖三十四年，明朝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造，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与“北虏”进扰北方几乎同一时期，南方沿海之地，南自广东，北至山东，尤其是明朝赋税重地江南，屡受倭患侵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明朝为了抗击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又集南部各省乃至全国之力，以几十年之功抗击倭寇。

　　至此，明朝一方面倾力解决“南倭北虏”问题，另一方面在近三十年中却忽视了辽东。继之嘉靖三十六年、嘉靖三十七年辽东连续两年大水灾的破坏，辽东也就由旧时强藩变得衰败不堪了。

　　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内修政治，外强边政，委任李成梁驻守辽东，辽东困境因李成梁的经略有短暂的好转。不过，这种局面很快又因朝廷的忽视而改变了。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二十六年，日本全面侵略朝鲜并觊觎明朝，明朝举全国之力援朝抗日。辽东作为明朝用兵朝鲜抗日的大后方，再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援朝抗倭胜利后，“辽东方二千里，皮骨空存，膏血已竭”。据统计，仅辽东原驻军就减损了60%，整个辽东，甚至连带山东都受到了巨大影响。但由于对辽东的再次忽视，战后的辽东不仅没有得到恢复与重建，反而给努尔哈赤崛起并迅速统一女真各部，乃至于最后向明朝发起挑战，提供了绝佳的时机。雪上加霜的是，战后的辽东又遭受了明神宗皇帝所派作为税使的宦官高淮的残酷盘剥，不仅最后重创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辽东经济，还破坏了政治秩序，丧失了士庶之心，最终让辽东彻底陷入绝境。这是忽视辽东固有战略地位的另一种方式。

　　辽东本为明朝京师的屏障，在明代前中期一直是备受朝廷重视的强镇，正因为自嘉靖中期以后被忽视了五十多年，使其不仅成为明王朝最后的乱源之一，也把整个明王朝带入了晚明时代。

　　辽东的晚明不具现代性特征

　　既然晚明起自于嘉靖中期日渐动荡的辽东，那么，在晚明的辽东，是否也能找到具有社会转型意义的某些现代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晚明的辽东，沿袭自明代前中期，是典型的军政型社会。辽东地方治理迥异于内地，尤其是江南，社会发育发展仍停留在传统社会，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专制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异化对晚明的辽东影响甚小，辽东当地军政势力十分强大，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产生对明代传统政治进行批判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势力。辽东军政型的经济在都司的军政管理下，带有很强的强制性。而且受服务辽东军政的限制，辽东的市场经济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加之明朝廷对其近半个世纪的忽视，辽东经济越发残败，不可能在辽东军政经济体内产生异质的新经济因素。尽管辽东的文教有一定的发展，但有限的士人群体不足以形成士人社会，参与辽东地方治理的其他精英力量较为薄弱，也不能在地方治理中官府力量不足时进行有效的补充。因此，学术界赋予晚明社会的时代特征，绝不是从像辽东这样的欠发展地区抽象出来的，辽东的晚明更多是乱源而不是新生。

　　由辽东之乱引发的晚明时代，与江南社会的晚明时代特征相比，我们看不到辽东地区有任何前近代的特征。江南社会的晚明与辽东的晚明相比，我们也看不到江南地区呈现出明王朝形将灭亡的迹象。这既是明王朝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也是复杂的晚明时代性造成的。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不少学者在分析明朝从晚明快速滑向灭亡的原因时，大多将明朝面临的挑战看成线性的而非复合型的，但这样也很难解开为何明朝既出现转型意义的晚明时代却又迅速走向灭亡的悖论。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将“晚明”作为一个特别的研究问题，以其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对推动明代后期历史研究的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嘉靖中期由辽东地区步入的晚明社会，与仍在高水平发展的江南社会，不可同日而语。“晚明”只能是一个纯时间概念，不能简单地将某个地区呈现出的特征不加区别地腾挪到另一个地区。至于体现社会发展趋势的现代性特征，更是如此。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构失缺与晚明辽东社会控制研究”（11BZS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