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一般认为，这是现代科学诞生的标志。自此，作为“分科之学”的现代科学，在天文学、力学、生物学等各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一方面，牛顿力学定律、孟德尔遗传定律、爱因斯坦质能方程等科学定律，展示了科学精确、具体、简洁的理论形象；另一方面，以科学为基础的知识运动，催生了丰裕的物质文明，展现了科学高效、强力、能动的实践形象。然而，当基于现代科学发展而来的当代技术（如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将人类整体推向“后人类”之时，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科学形象的历史演变，重构对科学的恰当理解。
科学的经典形象及其困难
确定“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先后被孔德、罗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赖欣巴哈等现代哲学家广泛且深入地讨论过。20世纪科学哲学界中，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也为此留下了若干重要著作。由此可见，理解什么是科学、把握科学形象问题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
某种意义上，伴随现代性的曲折展开，科学完成了其经典形象的自我建构。科学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是一项理性的事业，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客观真理，是中立的、与价值无关，等等。追溯起来，这些经典描述首先得益于弗朗西斯·培根及其《新工具》，而牛顿力学体系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印象。培根是一个持有“科学源于观察”立场的经验论者，然而，关于科学的这些经典描述，面临着解释的困难。
20世纪50年代，N. R.汉森即提出了著名的“观察渗透理论”命题，认为没有被任何理论（观念、立场等）所浸润的观察是不存在的。通俗地说，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已经被理论所解释了的，没有纯粹的“白描式”观察。查尔默斯在《科学究竟是什么》中则指出，今天人们把科学视为“某种特殊的东西”，他们所固守的“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知识”这一常识性判断，一旦考虑到观察的可错性、实验的适当性等诸多因素，就经不起推敲了。据波普尔的否证论，科学的真理性恰恰在于可错性，不能为任何已有的或可能的条件所推翻的命题，都不能称之为科学命题。“大爆炸宇宙论”今天之所以是正确的，乃因为它比地心说、日心说能更好地解释某些现象，且在将来有被证否的可能。对经典科学形象构成更致命冲击的，还有20世纪末的“索卡尔事件”，它拉开了“科学论战”的序幕。论战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人们对待科学心态的显著变化，视科学为唯一真理、对之顶礼膜拜的态度日益让位于对科学的谨慎和审度。这种变化，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哲学思潮向自然科学领域的渗透密切相关。
后知识话语的兴起
后知识话语着重于知识的多元意义、不确定性及其社会建构层面，具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意义的确定性”等典型特征，主张知识内在地包含着“颠覆、解构、批判、破坏、断裂、未知、矛盾、差异、复杂、多元、偶然”等多种属性。受此影响，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从内史转向外史。这得益于罗伯特·默顿等科学社会学家的开创性工作。所谓科学“内史”是指科学自主发展的历史。它把科学视为一个自足的封闭结构，科学就是从基本概念出发，在特定实验数据支持下，依据一定的逻辑不断演进而成的。相反，科学“外史”则认为科学的发展与各种社会因素（制度、信仰、传统、权力等）的影响密切相关。这一“外史”转向，强调了任何知识不可能真正地与“价值无涉”，知识总内在地包含着权力、利益、意识形态因素并构成一个知识共同体。
第二，从实证主义、表象主义转向建构的方法论。后现代主义要求人们从以理性为主导的、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传统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在科学知识的创造和实践中日益渗透和关注直觉、灵感、想象、猜测、机遇、情感、兴趣等非逻辑形式，以及由神话故事、科学虚构、科学幻想、试错法、发散性思维等为主导的创造性思维及形式，更加突出发明创造活动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重要性。
第三，从符合论转向解释论、约定论。后现代知识论拒绝普遍适用的纯粹知识，认为所有知识只具有局部的或境域的特征。它用解释学、自明论、透视主义和多元论来反对表象主义和基础主义。理解知识和真理不再聚焦于客体，而是看主体能否在复杂的信念网中找到透视真理的视角和立场。
第四，提倡多元主义知识观。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强调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解力、丰富性（多与少）的理论问题，而是蕴含着操作、行动、感悟等一系列过程的实践问题。换言之，真假问题仅是科学的一个方面，知识问题不仅涉及认识论，而且涉及价值论和审美论，关涉整个人的全部生存方式。当然，后知识话语的上述立场，有其偏激和激进的一面，但它通过对本质主义、一元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和疏离，为“科学划界”问题的另类解决注入了活力，并推动当代科学观从“一元辩护”走向“多元理解”。
建构当代科学的三维图像
后知识话语的多元视野，有助于确立当代科学的三维图像，从而达到对科学更加系统、全面的认识。首先是知识体科学。它意指科学是一套知识体系，是人类对自然界及二者关系的认识成果。这种知识体系由一系列基础概念、范畴、命题、定理等组成，体系内部各要素间逻辑自洽（一旦出现冲突，往往是重大理论新突破的直接诱因）。知识史上，科学的这一形象最悠久，也最为坚固。然而，今天，知识体科学已无法满足人们对科学的完整认识，还需要借鉴活动体科学、建制体科学的视角。
其次是活动体科学。它把科学视为一种特定的人类实践，科学实验则是其主要形式。受福柯等新尼采主义者的影响，约瑟夫·劳斯在《知识与权力》中以实验室为背景，从权力/知识视角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展现了科学的实践特征。在后期的“网络行动者理论”中，拉图尔彻底拆除了实验室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高墙”，科学实验活动中的一切人与非人的要素，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科学实践网络系统，自然要素与社会因素都平等地参与到科学实践过程中来，是一场“力量的舞蹈”。
最后是建制体科学。它意指科学是人类社会建制的一个方面，围绕科学知识的创造，形成了异常复杂的生产体制。19世纪中后期，人类逐步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作为一种职业，有了较正式的组织，学派、学会、基金会纷纷成立。与此相应，促进、规范、调节与控制科学活动的各种立法、管理、规划、奖励等科学体制相继出台，最终形成庞大且相对独立的科学建制，并呈现其特有的精神、目标和价值观。它与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经济制度等相互激发，决定着人类文明前行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我们需要从科学的传统视域中走出来，在后知识话语的宽阔语境下，构建当代科学的新形象。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后现代思维与科技创新研究”（16ZXA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