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是世界语言之林中的一员，以其独特的象形与表意特征，在诸多语言门类中占据独特的一极。在传统的中国“小学”语境中，汉字承载的是解经、训诂、金石等研究功能，很少涉足“道”的义理讨论，但在启蒙主义以降的近代西方语言哲学发展背景下，汉字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群西方哲学家的视野，从而在形而上的本体领域焕发出新的阐释价值。这种价值差异呈现出一种纯粹的西方视角，事实上，汉语一直是作为西方语言哲学的理论储备资源发挥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单纯的“物料”，在不同的思想家眼中发挥出不同的作用，扮演不同的角色身份。因此，对国人来说，与其去关注“不同的西方思想家看待汉语的不同态度”，不如去更多地思考“汉语在不同时期的西方思想理论中的变化趋势”。深入来看，汉字价值的阐释变迁史恰好体现出“理性”（logos）这一西方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在近代以来不同的观念投射。
西方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的首次系统研究可追溯至莱布尼兹时期，彼时的西方正处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从远东归来的船队带回来的除了丝绸与瓷器，还有神秘浪漫的中国文化。莱布尼兹从西归的耶稣会士手中获得了吉光片羽的中国文献，他就在这样一种不充分的条件下展开了自己的想象。莱布尼兹将历史看作一种外在的东西，是导致语言变异、语音无家可归的罪魁。而汉字的出现意味着一种“非历史”的文字成为可能，它不是自然生成的，是被“发明”出来的；既然它是“非历史”的，就一定不会遭到历史的污染，上帝降临于逻各斯中的神性就能够在汉字中得到延续，借鉴汉字的构字逻辑就可以重现上帝的荣光。在莱布尼兹看来，汉字无疑是延续语言中失落的逻各斯的最好传承。
在汉字被如是阐释之前，拼音文字就已经沾染了诸多顽疾：在滚滚向前的历史中，拼音文字因为各种讹变、杂糅、嫁接而无法考证其源流。一些辅音字母为何不发音？一些元音为何没有字母来标识？约定的发音规则在松散的字母序列中肆意蹂躏着词语演化的连贯性，“历史”在莱布尼兹眼中不是时间的痕迹而是空洞的黑箱，它吞噬了语言的演化过程，让上帝的荣光在其中失落。但汉字则不然，它的改变是能“看到”的，它的书写保留了变化的痕迹，因而最好地体现了人的智识在文字中的决定作用。从这一点出发，莱布尼兹认为人类完全可以凭借更加成熟的理性再造一种“普遍文字”，用最纯粹的逻辑来打造一种全新语言。
当然，莱布尼兹并非真正在赞颂汉字，只是为了证明上帝实存而已。而汉字也曾经穿越过那片历史的黑障，埋藏着自身的秘密：汉字的构字并不完全遵循逻辑和理性，会受到书写工具改进、文人士大夫简写习惯的影响等。但莱布尼兹揭示了文字的本质：逻各斯内在的言说（oratio）特质要求文字必须体现最基础的逻辑、最原始的所指和最纯粹的神性。
同样是德国人，黑格尔对汉语的评价则比较低，他在《历史哲学》中对汉语极尽贬低，认为拼音文字能通过语音完整准确地表达一个独立概念，而汉字脱离语言，象形文字把名词分解成不同的图形，把思想限制在图形的空间形式中，“所以文字很不完善”。在黑格尔眼中，汉字是一种不够理性的文字，是文字的蒙昧阶段。这与整部《历史哲学》的论述顺序相一致，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日耳曼，各文明在历史中逐渐前进，体现为理性精神的逐渐觉醒，中国不仅在地理空间上距离黑格尔心中的理性中心——日耳曼最远，在理智与精神的自觉方面也是最原始的代表，所以汉字自然被理性拒之门外了。
洪堡特沿着语言类型学的路径将汉语归类为“孤立语”，同时认为汉语比不上拥有完善语法形式的语言，但是洪堡特却没有如黑格尔那般直截了当地将汉语归为野蛮的文字。与黑格尔不同，洪堡特确实是认真学习研究过汉语的，一方面，他浸染了德国古典哲学宏大叙事的传统，坚持认为语言反映了民族精神和文化观念，习惯于用进化论的视角审视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无法将一个明显异质于拼音文字的语言他者置之不理，也拒绝匆忙判定一门语言的优劣，这使得洪堡特的汉语研究充满了纠结。但归其根本，洪堡特还是将汉语归类为一种正在向屈折语缓慢变化的语言，和梵语处在语言发展的两级。
黑格尔和洪堡特对汉语的否定态度出自同一个原因——汉语不符合他们心中“理性”的要求。二者对“理性”有着相似的定义，黑格尔将理性看作一种人格化的历史的内在秉性，理性精神会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成长；洪堡特则将理性看作语法形式，语法是思维的显现，所以语法的严密与复杂程度就成为衡量文明先进与落后的标尺。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在大多数时候是自洽的，因为率先享受到资本主义红利的国家恰好属于同源同种的印欧语系，但使用着一种完全陌生且难以用语法习惯进行归类的语言的中国曾高度成熟发达，甚至在17世纪一度成为法国上流社会的向往对象，这迫使18世纪的欧洲哲学家们必须先安置中华文明的位置，再确立对汉语的阐释态度。如此才造成了黑格尔与洪堡特共同的理论色彩：汉语处于理性的初级阶段。那么，汉语究竟是怎样和这种理性追求产生龃龉的呢？
叔本华曾引用西塞罗的话说：理性，即逻各斯，内在包含着“言说”的应有之义。语言体现出理智的本能，而理智抽象为形式逻辑。语言作为如此强大而复杂的思想工具，却是人人都能习得，从牙牙学语的婴儿到不识文墨的奴隶，不论其是否意识到这一工具的力量，均能正确使用，完全不必专门修习逻辑课程。那么，是谁将这伟大的力量注入到这么普遍的工具中的呢？人为何能如此轻易就掌握语言呢？哲学家愈是在语言中发掘出令人惊讶的统一规则，愈是好奇它的易得。
语言天赋的生物学基础让语言被逐渐神圣化、本体化，在洪堡特与海德格尔那里甚至超越了个体成为第一实体，这种绑架知识来源成为哲学研究的标尺的形而上学语言学，就是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即“语音中心主义”，这揭示了逻各斯的第二个根本性质，即语音性。语音通过逻各斯成为知识唯一的合法来源，而文字从属语音作为简单的标记系统，这就是西方语言哲学的价值基础。因此汉语的出现才显得如此另类，它是一种表意文字，可以脱离语音单独表达意义，汉语打破的不仅是语音对知识来源的垄断，而且是逻各斯作为语言哲学支柱的合法性保证。当黑格尔与洪堡特面对汉语的时候，他们要解决的并不是语文问题，而是对西方语境下的理性基础提出的严峻挑战问题。如此一来，矛盾一下子变得尖锐而敏感了：要么彻底无视中华文明的成就与地位，将之归于原始和蒙昧；要么有限地接受汉语，将其纳入表音文字的初始阶段——一种未完成的理性。
这种理性崇拜自19世纪后期起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继索绪尔将语言分为共时与历时两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全盘否定了自己的语言哲学，让语言理性遭遇到来自内部的瓦解力量。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促使西方学界对唯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全球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更是加速了西方本位主义思想的退场。当理性的狂热褪去时，对语言新的思考走向前台——语言的终极所指，即原始的语言起源是什么？在这样的追问中，汉语携带着对西方理性的反动，再一次走近人们的视野，以德里达、福柯、拉康等现代学者为引的后继思潮，正在逐渐将汉语推向一个为西方人所陌生的全新彼岸。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