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贝尔特出版社9月出版了美国欧柏林学院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史蒂夫·沃克(Steve Volk)与美国迪堡大学教授贝丝·本尼迪克斯(Beth Benedix)合著的新书《后疫情时代的文理学院:一份改革宣言》(The Post-Pandemic Liberal Arts College: A Manifesto for Reinvention)。学者表示,应努力建设更加注重问题导向、更具包容性、更广泛跨学科发展的文理学院,以培养更多具备处理21世纪多种复杂危机能力的毕业生。
教育成果出色
沃克表示,在文理学院执教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们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的成长,成为通识教育的倡导者而非被动观察者。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岗位各不相同,但仍与自己出身的社群保持密切联系,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好。虽然文理学院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属于“少数派”(不足6%),但有大量研究显示,它们在培养学生方面独树一帜。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思想史荣誉退休教授弗朗西斯·奥克利(Francis Oakley)说,文理学院向学生提供了一种基础而广泛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教育。
文理学院积极采用创新性的课程和教学手段,这成为文理学院毕业生能够在人文学科和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表现出色的重要原因。文理学院并非人们传统观念中的“技术人才培育基地”,但现今文理学院毕业生在美国技术劳动力中的占比超过技术类专业毕业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数据显示,以所有学科每100名本科毕业生中后来取得科学和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的人计算,2002—2011年,学生来源排在前50位的美国高校中,有27所是文理学院。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珍妮弗·A. 道德纳(Jennifer A. Doudna)就毕业于世界一流的文理学院之一美国波莫纳学院。在学生的个人成功之外,文理学院一直强调社会责任,承诺构建可持续的、公平的社会,支持并推动社群和世界的发展与进步。
难以保证平等性
文理学院教育成果令人瞩目,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本尼迪克斯表示,许多文理学院并未发挥小班授课、住宿管理的优势,而是照搬大型高校的院系结构。大型高校固守的教学方法和课程,并不足以满足未来世界的人才需求,其主要表现为:学生和教师在不同学科之间、在学校与当地社群之间难以建立紧密的联系,过时的制度结构导致各院系故步自封,缺乏创新。同样令人日益沮丧的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经济排斥和系统性种族主义也出现在文理学院。文理学院每年的申请人数通常超出录取名额,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筛选。但在筛选过程中,许多文理学院经常打着唯才是用的幌子,实际上人为地加大录取难度,将筛选变成一场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选秀。其结果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J. 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所言,登上阶梯顶端的人开始相信自己的成功是个人成就,因此他们应受到市场对成功者的奖赏,而失败者也必须承受自己的命运。事实上,美国教育成就主要局限在一个不平等且高度隔离的学校系统的界限内,这个系统一贯青睐富裕家庭的子女。这种筛选过程驱使美国高校将稀缺资源消耗在对“最优秀”学生的激烈争夺中,而且延续并拓展了美国学校系统内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
知名高校严苛的录取条件不仅制造了大量“输家”,即便是“赢家”也会在踏入大学前就被各种录取评估耗得精疲力尽。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美国多所高校的录取官员共同发声,鼓励高中学生聚焦于有意义的伦理和智力活动,他们针对改革高校录取过程、减轻过度的学业压力、为经济弱势学生提供公平机会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虽然上述问题也见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但在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包容为使命的文理学院,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令人深感不安。
美国高校普遍面临财务压力
沃克告诉本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令本已承受巨大财务压力的高等教育领域雪上加霜。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2月至8月美国高校员工减少了33.7万人,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美国高校第一次以如此快的速度解聘这么多的员工。减员最多的是兼职教师、食宿工作人员,但终身教职人员也未能幸免。一些学校在裁员之外还有意削减专业数量,如吉尔福德学院计划将全职教职人员减少30%、专业减少近50%。另外,有学者预计,到2026年美国高中毕业生数量将下降近15%,高校收入也将因此减少。公立高校的财务问题格外严峻,但资金来源充足的私立高校也面临不小的财务压力,其学生人均教学成本明显高于公立高校。
为吸引“最优秀”人才,文理学院常常向能负担得起学费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这种做法对于学校财务健康和社会公平都不利。如何在不降低教育质量、不丧失优势特色的同时,给予经济困难的学生更多机会,这是许多文理学院尤其是捐赠基金有限的文理学院面临的一个挑战。一些文理学院有着“学习+劳动”的历史传统,即让学生承担部分校园工作,以降低运营成本,还有学校开始引入“后付费”机制,允许学生毕业找到工作后再支付学费。过去几十年里,高校行政管理岗位大幅增加,精简这些岗位有助于降低成本。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也应采取措施,如提高资助经济困难本科生的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数额、上调有资格申请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家庭收入上限、对毕业后从事公共服务行业的学生减免学费贷款等。
走出“象牙塔”
本尼迪克斯对记者表示,很多人认为文理学院是非常学术化的机构,是远离现实问题的“象牙塔”。有鉴于此,目前许多文理学院正在积极重塑自己的形象。我们相信,文理学院在提升现实价值和影响力方面有着巨大的进步空间。当所谓“纯粹的学术性”脱离了应用性和可转化性,学术本身也会受到损害,教育永远不应与现实脱节。人类面临多种全球性挑战,但这也为文理学院的转型提供了机会。
沃克表示,文理学院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帮助世界应对危机,为建设更包容、更公平的高等教育机构作出榜样。文理学院需要的不是新的战略规划,而是一种文化转变。它体现在通过吸纳更多不同背景的学生和教师,促进民主和包容;赋予学生掌控自己的学习、为自己的学习负责的能力,帮助学生做好进入职场的准备;推动不同学科之间、高校与当地社群之间的合作。具体来讲,文理学院应创造这样一种学习场所:以有意义的方式反映出世界在种族/族裔、性别、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多样性,培育权力共享的观念、个人和集体责任感、批判性思维、民主讨论的习惯、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毕业后成为富有创造力和能动性的人。
美国汉普郡学院院长爱德华·温根巴赫(Edward Wingenbach)谈到,当今一代高校学生今后将承担解决重大人类生存问题的任务,他们会越来越倾向于将高等教育视为为此做准备的机会。这要求文理学院调整教学重点,使学生能够在核心课程和学习体验中实实在在地接触这些问题,而非等到毕业以后。
目前,已有一些文理学院开始朝着“向外看”的方向转变。例如,古彻学院要求教师在设计课程时参考以下问题:当学生对你教授的学科一无所知时,你如何让他们爱上这门学科并看到它在当今世界中的价值?如何培养学生整合自己所学知识并在良好合作环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希拉姆学院不久前将各个学科专业划归至五个下属学院:艺术、人文与文化学院,商业与传播学院,教育、公民领导力与社会变革学院,健康与医学人文学院,科学与技术学院。这五个学院虽然有各自的聚焦点,但总体使命是在各个学院内和学院之间的跨学科合作性框架下,为全体学生构建综合的、体验式的学习环境。
沃克强调,上述变化不是对传统文理学院模式的抛弃,而是回归文理学院教育的核心使命。21世纪的危机跨越多个不同领域,更需要创造性的开放思维。一直以来,文理学院是高等教育的先锋。在今天的危机面前,文理学院必须摆脱精英主义的高校排名、局限性过强的录取方式、将测试分数置于学生体验之上的扭曲文化,进而施展创新潜能,为学生乃至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平的教育和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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