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虽然已尘埃落定，但欧盟的未来似乎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明朗。依据“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对欧盟持积极立场的公众占比由2019年7月的45%下降到了2020年7月的40%，同期内对欧盟持否定态度的人群则由17%上升至19%。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欧盟14个成员国内进行的民意调查体现出类似的结果。除西班牙外，其他成员国内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均认为，既有的欧盟有可能在未来10—20年内解体，其中法国持有这一立场的人群占比最高，达到了58%。

　　第九届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也体现出了近似的消极趋势。除葡萄牙、卢森堡、立陶宛、马耳他、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外，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21国均有疑欧主义民粹类政党在本届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在751个议席中，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33个政党共获得224个席位，较2014年的180席增加了44个席位。尽管此类政党因不同的政治诉求加入或组建了不同的党团，但欧洲人民党团（EPP）及社会民主党团（S&D）等中左与中右主流党团的席位却有显著的流失，分别由2014年的221席和191席减少至182席和154席。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专家丹尼森（Susi Dennison）等因此惊呼，欧盟所剩时日无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抵制疑欧主义的蔓延。

　　上述对欧盟的消极认知及其表现均属于疑欧主义的范畴，但对欧盟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欧洲怀疑论者”，而是其中的“反欧者”。依据塔戈特（Paul Taggart）的研究结论，所有的“反欧者”必然持有疑欧取向，但疑欧者并不必然都是“反欧者”。因此，疑欧主义一方面体现为偶发性的受特定条件限定的反对一体化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包括彻底的无条件反对一体化的观念。以此为基础，塔戈特进一步将疑欧主义划分为刚性和柔性两个类别。前者是对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彻底拒斥，反对本国加入或保留欧盟的成员国身份；后者指有条件地反对一体化的立场。

　　欧盟内的疑欧主义者中存在多少坚定的“反欧者”？究竟应如何看待上述民意调查及欧洲议会选举结果？

　　英国脱欧公投前的几乎所有民调结果均表明，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倾向于英国继续留在欧盟，但最终的公投却出现了“小概率”结果。如果依据赖夫（Karlheinz Reif）等人的“次等选举”理论反观欧洲议会选举，可以得出近似的推论，即“次等”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并不必然会复现于“一等选举”范畴内的国内大选。

　　赖夫事实上提出了一个三维度的选举解释范式。首先是“一等选举”，主要指议会制或总统制国家内决定政府组阁及总统人选的国内大选。此类选举不仅决定国家层面新政府的组建，同时也直接影响特定阶段内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走向。其次是“次等选举”，主要包括各类地方性选举及欧洲议会选举。最后是“三等选举”，即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及媒体为了解民意开展的各类民意测验与调查。

　　赖夫及希克斯（Simon Hix）等人的研究结果均表明，“次等选举”不仅参选率明显不及“一等选举”，而且小党、新兴政党以及具有极端政治取向政党的得票率相对主流大党更高。其主要原因包括两点：一是“次等选举”关涉问题的重要性明显不及“一等选举”；二是选民投票动机的变化，即投票由“非真诚选择”向“真诚选择”的转变以及选民政党取向的变化。由于“一等选举”关涉问题的重要性，选民更多的是“用脑投票”，即从战略的角度来选择相关的政党及候选人。但在包括欧洲议会选举在内的“次等选举”中，选民更多地倾向于“用心投票”，亦即从个人喜好的角度来选择政党及候选人。

　　赖夫等人没有详细论证“三等选举”与“一等选举”的关系，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普通意义上的民意调查结果与选民在“一等选举”中的最终投票选择间的关联度，显然较“次等选举”更低，前述英国脱欧过程中各类民调结果与最终公投结果的显著差异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延续赖夫等人的分析逻辑，只有依据较普通民意调查更具确定性的数据，才有可能对欧盟的未来做出更加贴近事实的判断。2001年欧洲多国的学术代表在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发起“欧洲社会调查”（ESS）项目。ESS通过面对面的调查方式在参与项目的30多个欧洲国家收集受访者的政治态度等信息，迄今共进行了8轮调查，其问卷结果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及广泛应用。

　　ESS发布的数据虽然也属于民意测验与问卷访谈等软数据的范畴，但其中有关选民的政党投票选择是在大选结束后进行的客观统计，一定程度上具有接近官方统计等硬数据的确定性。笔者据此对ESS在2016年和2018年的选民投票结果筛查后发现，在国家议会选举中投票支持左、中、右翼民粹类政党的8269个样本中，赞同其政党脱欧的选民为2156个，占该类样本的26.1%。即便是被学界普遍认可的反欧取向最为强烈的激进右翼政党选民，支持其政党脱欧的样本仅占该类样本总数的30.4%。主流政党选民赞同脱欧的占比相对更低，仅占样本量的11%。整体来看，在26940个总样本中，支持其政党脱欧的选民为4210个，仅占全部样本量的15.6%。由此可见，欧盟治下的疑欧主义情绪虽然体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但硬疑欧主义范畴内坚定的“反欧者”占比并不高。

　　挺欧主义者担心英国脱欧有可能促发多米诺骨牌式的退欧潮，但ESS的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多数选民并不主张脱欧。然而，欧盟无疑需要以英国脱欧为契机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改革，否则疑欧主义情绪的继续蔓延终将危及其存续。从相对长周期的角度来考察，一体化与去一体化、挺欧主义与疑欧主义、入欧与脱欧等，始终是欧盟统合进程中相辅相成的政治力量与价值诉求。英国脱欧根本上是这一动态平衡机制的暂时失衡，其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多轮高密度、大范围的深化与扩大进程。

　　就欧盟所奠基的多元主义价值目标来看，欧洲一体化并非建立在对疑欧主义及其势力打压甚至根除的基础之上，这在欧洲相对开放与多元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既不具有可行性，也无必要性。欧盟70年来的成功与绩效，事实上奠基于适度控制疑欧主义实现的动态平衡，这也是渐进式一体化屡屡成功的根本所在。就这一意义而言，欧盟由英国脱欧促动的新一轮改革，并不必然要偏离《罗马条约》及《里斯本条约》等确立的政治目标，其主旨应集中于恢复这一暂时失衡的动态平衡机制。有必要指出的是，欧盟不得不开启的新一轮改革进程，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与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塔戈特等人发现的民粹主义与疑欧主义的合流，亦即“民粹疑欧主义”力量的形成。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