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个极具生存弹性的概念，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处于一定的逻辑张力中。与其他后现代哲学家反思“现代性”的路径不同，福柯并不将“现代性”视作一段历史时期或者现代社会的某种属性，拒绝将“现代性”作为反思的对象并对其呈现方式加以静态描述，即对“现代性是什么”做出回答，而是将“现代性”看成一种“态度”，一项介入性实践。

　　1984年，福柯发表康德同名文章《什么是启蒙》，集中表达了自己对“启蒙”“批判”以及“现代性”等问题的理解。虽然福柯并不认为康德对于启蒙的理解完全正确，但是他高度赞许了康德对“启蒙”作出的贡献。康德在其文章中阐述了“启蒙”所包含的从哲学角度去追问、审视“现实、今天、当下”的内容。也就是说，“启蒙”包含了康德对现时性的思考，是他由于感受到了时代的断裂而作出的历史—哲学批判，这种“历史感”使康德产生了福柯所谓的“现代性态度”。康德区别于从总体上、未来的终极视角领悟“现在”的哲学家，他试图寻找“差异”：现在相对于过去，到底带来了怎样的不同？福柯认为这是西方思想史上首次有哲学家将“现在”当作哲学范畴引进哲学领域，是哲学史上重要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这正是福柯在康德同名文章中所发现的“新颖之处”，并自诩是康德启蒙继承人的原因。引入“差异”，采取“现代性态度”，能够促使人介入性地审视自己、审视当下，从而在可能的范围内，以一定的方式偏离自身、脱离当下。“现代性态度”是一种批判，而不是反思。反思的提问方式是“什么是我们所处的当下”；而批判的提问方式则是“我们以及我们所处的当下是怎样得以形成和被塑造的”。因而“现代性态度”是一种批判实践，而不是一种批判理论；是一种基于历史—现实的事件批判，而不是一种先验的、寻求普遍结构的批判。福柯将这种批判性思考，亦即“现代性态度”视为“哲学的任务”。

　　然而，在福柯看来，康德并没有完成启蒙的任务，没有将这种“现代性态度”贯彻到底，康德无视自己对于“启蒙”的历史性分析，最终选择采取了“理性的批判分析”，试图走出这种“不经别人的指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感到无能为力”的状态。康德彰显了为自然和道德立法的理性的价值，使人作为理性主体的地位得到尊重，但是福柯认为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一方面使得人与自身的关系陷入对象化的认识性陷阱，人成了抽象、普遍的大写的“人”；另一方面也将哲学的任务局限在了为人的认识范围划界的狭义批判之中。因此，福柯称康德的批判哲学使人文科学陷入“人类学沉睡”。为了完成康德的未竟之业，福柯在批判康德思想的基础上，继承了后者对“启蒙”包含“现代性态度”的理解，对人与自身的关系、哲学的任务作出了新的理解，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这种“现代性态度”是人与其所处的现时（present）发生关联（relationship）的方式，即人面对所处的当下做出的选择、思考、感觉乃至所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所处的当下，我们应该做的是体验，而不是某种反思性思考，重要的是我们能对“现在”做些什么，而不是定义“现在”是什么。这与福柯对于哲学任务的理解相关。在他看来，与“当下”发生关联的方式应该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因此哲学应该是鲜活的经验、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哲学的这一生活面向在当前的哲学中已经晦暗不明了，这是因为现代哲学以“智识化”为主要发展模式，追求纯粹、抽象而极力摆脱哲学的生存向度；当前的哲学是关于哲学学说的历史，而不是由生活方式构建的历史。福柯认为在19世纪初的时候，从哲学成为一种教授的职业开始，这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作为伦理和英雄主义的哲学，发展遇阻，不再具有广泛的生存空间。因此，想要改变“当下”，人同“当下”的关系不能是对象化的、反映式的，即哲学不能仅表层地描绘现实已然呈现的样子，而是要采取“现代性态度”进行差异性批判，即谱系学溯源式的前提性考察，知道“当下”是何以形成的，并改造塑造“当下”的各种条件，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超越“当下”。

　　第二，这种现代性态度类似于古希腊人追求的“êthos”（品行、气质）。换言之，现代性态度除了指涉与现实的关系形式，还包含人“同自身建立起关系的方式”。“现代性态度”要求人与自身建立关系时依靠必要的苦行（asceticism）。这种苦行作为一种实践，不停留于人的思维、意识之中，而是一种现实的活动，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那些处于时光流淌中的自己，而是要主动地塑造自我，将自我看作一个有待被创造的艺术品，将我们的所说、所想、所做等指涉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因此，在福柯那里，人同自身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以理性认识的意识活动为中介，而是代之以自由实践，这动摇了“主体解释学”传统。福柯的“现代性态度”对人的“何以是其所是”以及“何以是其所不是”的思考，与传统主体哲学划开界限，展现出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人被当成“对象”的“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的诞生、大写的“人”的虚妄性，批判了以对象化、解释学方式去理解自我关系的做法，拒绝接受人具有抽象、普遍、先验的本质，反对将人（理性主体）当成人类知识、意义、价值的永恒和非历史的基点的做法。因此，福柯宣称“人死了”。以解释学的方式处理自我关系造就了“我们是其所是”，那么何以改变这种是其所是，达到是其所不是呢？福柯转向了自我的历史、经验以及生活的面向，试图回到哲学的源头，揭示对自我关系的处理不只有“解释学”方式，还存在着“关心和呵护”的生活美学的途径。以上构成了福柯对于“关心自己”的研究，这种研究从自我关系得以形成的条件入手，从源头上根本地解决了人如何摆脱当下自己的问题，并以丰富的实践对人的现时性作出改变。

　　福柯关于“现代性态度”的阐释极大地丰富了哲学范式下“现代性”研究的实践性维度。他将“现代性”本身看作一种“事件”，对“现代性”的前提展开谱系学批判，而不是面对“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采取妥协的追踪性描述，或站在“当下”的对立面，构想出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乌托邦。福柯认识到了顺应现代性的基本逻辑，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对“现代性”作一谱系学考察，使得“现代性”的另类批判得以确立，使得本身富于流变的“现代性”的不可超越性成为了可能，最终克服了以往哲学家对“现代性”研究最终走向虚无的宿命。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