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是文艺复兴以来留存于现代西方哲学版图中的一个经久不衰、但亟待梳论的复杂概念。借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它采取了一条将“极端怀疑的原则制度化”的理论模态，既认可所有知识都能以不同呈现方式而存在，又在原则上做好了随时抛弃任何理论的准备。从学理视角来看，这种“开放与兼容”的特征，客观上增加了界定现代性及其基本内涵的困难程度，而这正是诱发各种相关争论的基本动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和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围绕“现代性是什么”而开展的对话与争辩。
贝尔：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作为当代西方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贝尔解读“现代性”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领域断裂”（The disjunction of Realms）的现状，指出“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贝尔首先批评了以黑格尔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家所坚信的“社会整体观”（the monolithic view of society）。他指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阐述了“伦理性实体”经由家庭、市民社会，最终“返回并统一到实体性的普遍物及其所致力于的公共生活所具有的目的和现实性上来”的国家。站在黑格尔哲学立场来看，这一辩证过程遵循的是“精神”实现自身的本体论论调。其最新呈现方式是塔尔克特·帕森斯所主张的“宏大理论”（Grant Theory）。然而，社会整体理论的错误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断裂”的基本事实，认为“每一种文化，每一历史时期，以及与它们相应的那个社会，都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由某种内部原则束扎成型”。
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导论”来看，贝尔的目标是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同领域遵循着不同的运行法则，依照不同的变化节奏朝着不同甚至相反方向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在精神层面上经历的一种“巨变”。贝尔认为，“界定现代的内容是这样一种感觉：拥抱变革，超越时空，认可社会与地理的流动性，以及迫不及待准备迎接新事物”。在这个问题上，“除了现代性之外，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对之进行概括”。
那么，现代性究竟是如何揭示现代社会的转变的呢？贝尔在《解决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中给出了五种描述：现代社会的建构原则不再是某种终极目的，而是由社会成员就基本权利和义务达成一致的社会契约；这直接导致了社会生活运作机制的转变——从“自然”转向了“文化”，我们生活在人造的文明世界中；相应地，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不再享有维系社会的绝对地位；现代社会中存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现代性在思考人类本质的问题上，承认“人类本质的可变动性”。
站在贝尔的社会学视角来看，现代性所描绘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强调“个体主义”而呈现在社会意识层面中的思想变革，“现代性是个体主义，即个体重塑自身的一种努力，为了能够进行谋划与选择，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就改造社会”。贝尔发现，现代性通过与传统社会保持距离，提供了一种面向自由且多元社会的可能性，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来看，这却在有效回应人类生存困境之情感疑惑的问题上留下了巨大的“隐患”。现代性开启之前，宗教一方面以象征性的“恶魔”口吻，警惕世人，以免践行任何可能的亵渎行为，从而维系着社会的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保持了人类过往的延续性。“宗教通过这两种功能，巩固了几乎历史上所有的西方文化。”然而，现代性的莅临，剔除了宗教的上述作用，使现代人如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般，不断追求着自我扩张的满足。现代文化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困惑的“超越性”需求，反而将现代人推向了一种无意义的空洞感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真正问题就是信仰问题。
基于以上论述，不难理解贝尔何以会把“宗教回归”作为应对现代性问题的良方，正如其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序言中所坦陈的那样：“由于宗教接触到人的意识源泉的最深处，我相信，将有一种意识到人生局限的文化，在某个时刻，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
哈贝马斯：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梳理了“现代性”的概念史，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带有“历史痕迹”色彩，用于标识新—旧世界不同的概念，它一方面体现出新世界对未来保有的开放性特征，另一方面则要求现代人脱离旧社会，对新社会做出理论上的辨识与确证。由此来看，现代性的任务即为现代社会的自我确证提供一种正当性的合法辩护，因此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正在推进中的事业，它包含了三个相互交织的环节：审美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和社会现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
根据这种现代性的概念分析模式，哈贝马斯注意到，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和西德理论界中盛传一种应对现代性的策略：以贝尔、彼得·伯杰（Peter Berger）等人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主张转向传统以寻求应对之道。在《美国和西德的新保守文化批判主义：两种政治文化的理智运动》中，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新保守主义者主要坚守两种观点：其一，反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其二，基于“精英式的民主权利理论”而坚守“反人民主义”（Antipopulism）。哈贝马斯在1980年接受“阿多诺奖”的主题讲演“现代性：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中，详细指出了新保守主义的理论错误：新保守主义无法自如应对伴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而带来的某些负面结果，并将之完全归咎于文化现代性的问题上，这完全误解了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新保守主义者未能揭示造成人们对待工作、消费、成就和消遣态度变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而是把享乐主义、社会本质的丧失、服从的丧失、自恋主义、从低位和成就竞争中退出等等，通通归咎于‘文化’领域”。事实上，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与回应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贝尔对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描述具备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但我们不能因为当代社会存在着各种由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就得出现代性早已穷途末路的结论，进而宣称现代性所裹挟的“信仰危机”只能通过复归传统文化或宗教文化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贝尔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其新保守主义立场中所存在的理论局限性，“将合法性的危机简单地归因于这样一种文化：对传统习俗、经济与政治之合理性日常生活的制度投以日益严重的敌对态度。这并没有使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得到解释”。哈贝马斯注意到，在研究和反思文化现代性的过程中，贝尔重点分析了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Modernism）。从艺术视角来看，“现代主义”通过各种艺术想象的创作方式，恰当表达了现代人试图冲破各种传统重压的情感诉求，客观上体现了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然而，贝尔始终受困于其所偏爱的传统精英生活方式，因而只将研究视角停留在“拒斥传统成就的规范化的颠覆性力量上，没有看到如下内容：美学家对善、实用性或真实性的中立化（即对所有美学形式的反抗）只是这种价值领域的一种激进样式的特殊化和具体化而已”。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贝尔对“现代性”的剖析，实质上是一种对“文化”的虚假否定。现代性事业，不是一个“恢复信仰”的宗教问题，而是需要依据18世纪以来启蒙哲学家所阐述的方案，合理地组织日常社会生活。哈贝马斯警醒读者，“只有当我们不再像通常那样关注艺术本身时，我所说的那种‘现代性事业’才能显出清晰的轮廓”。
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对贝尔现代性思想的分析，同样招致了批判。例如，伊哈布·哈桑在《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中鲜明地指出，哈贝马斯在解读现代性问题上，试图区分“老保守派的前现代主义”“青年保守派的反现代主义”以及“新保守派的后现代主义”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然而，真正使哈贝马斯批判贝尔现代性思想遭到非议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看到贝尔的思想旨趣究竟是什么，他所期待的那种“合理组织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事业并没有如其所构想的那样得到有序推进；相反，对现代人而言，更为直观的感受则是当代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张力与分裂。可以说，当代人处于一种需要重新反思各种社会关联的境地。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贝尔“现代性”反思的真正价值，即通过借助以往传统中的某些形式，探求重新构建人类生存境况的途径，以此克服“分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